读者的热情给了黎先生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心写齐从秦汉到民国的全部历史。他以九十岁的高龄，每天伏案写5000字，但终于因年老而体力不支，于1998年的最后一天猝然仙逝。黎先生非常清贫，他出版《细说三国》后得到的版税，用作了他的后事。
邓广铭：细细把关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与黎先生同岁，是黎先生的好友，所以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决定出版《细说元朝》等四本书时，黎先生推荐了邓先生来写序。邓先生欣然应允。从1996年6月到1996年8月，邓先生和书的责编崔美明女士为了序言一事通了多次信，在信中，邓先生不但与崔美明探讨序言应当如何写，还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并告诉崔美明怎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因为邓先生当时看的是这几本书的台湾版，所以他要崔美明在做大陆版时注意改正书中的一些提法，如书中所用的一些地名是国民党时期的，现在已经不用了等等。邓先生细致到连第几页、第几行都一一标明，令崔美明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动万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7年12月，这四本书才出版，崔美明还来不及给邓先生寄样书，他就与世长辞了，最终没有看到这四本书的大陆版。
顾毓琇：以诗代序
黎先生家学渊源，他与顾毓琇先生的弟弟是同学，与顾先生也极为熟稔。所以1998年当黎先生得知他的《细说三国》将要在上海出版时，便想到请顾先生来作序。但顾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无力再为书作序了，为表心意，顾先生特意抄录了他以前写的几首诗以代序，另外他还写了几句话说明自己的想法：“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2000年《细说三国》出版后，崔美明给顾先生寄去了样书，让顾老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黎先生这部著作的大陆版，而此时，黎先生已驾鹤远去两年了。
唐振常：缘悭一面
黎东方先生撰写的五部“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分两次在上海出版，而这两次都请唐振常先生写了序言。唐先生和黎先生虽素未谋面，但唐先生久闻黎先生的大名，所以当崔美明请他作序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黎先生看到唐先生的文章后，顿时将他引为知己，后来更与唐先生相约，请他为丛书的中段五部写一个长序。曾经，黎先生想亲自来上海与唐先生会面，但家庭医生鉴于他的身体状况阻止了他。他也几次写信请唐先生赴美，但唐先生最终也未能成行。两位文字之交始终缘悭一面。黎东方先生辞世时，只留下《细说秦汉》部分遗稿，为完成黎先生的遗愿，崔美明请大陆学者王子今、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分别完成了《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现在，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终于出齐了，四位老人若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虞云国)
史学何用？
若有人问，学史究竟有什么用，能否立竿见影地为增加GDP作贡献？我总有点心虚气短。尽管我会告诉他：史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读史可以明智，有助教化。明智包括诸如资治、垂训、借鉴、参考等方面，教化则主要是对人格情操的陶冶，增强历史责任感。
但是，实现史学的这些社会功能，对一般读者而言，既不可能让他们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前沿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教科书式的历史读物。社会民众需要历史学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既能触摸历史又能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个路向上着手：一是历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历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历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