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黎东方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1947年9月，黎东方就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黎东方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1955年3月，黎东方到了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湾文化研究所史学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