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细说清朝》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