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细说清朝》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