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