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想当院长、系主任之类，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闹个不停。
《细说清朝》六七、白莲教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