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又在黄埔岛附近捉了一艘两桅小船。这显然也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侵犯中国的中立。清朝的两广总督蒋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照样不得要领，便逮捕了一个通事(翻译)。大班下令，叫英国商人完全撤离广州。蒋攸銛软下来，于是不了了之。
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于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
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说副使也得了急病。
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
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通商问题以外，又有传教的问题，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
清朝初年，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继续祭祖、祭孔。
在天主教内部，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向当时的教宗(教皇)告了一状。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知道了，将铎岁驱逐出境。
康熙特地颁发诏书：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祭孔，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扩大康熙的禁令：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除了澳门以外)。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公所”，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
乾隆也禁止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
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并加绞死。
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没有藉此小题大作，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
《细说清朝》七○、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前的几小时，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
这时候，皇次子也在热河。嘉庆既死，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还特地派人到热河，命令皇次子“即正尊位”。于是，皇次子一面以“嘉庆四年御书”进呈钮祜禄氏，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棺材)启程回京，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太子究为何人，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而自作主张，派人到热河去，叫皇次子继承大统？这匣子，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是否就是这个？或是另一个匣子?
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巡幸木兰”之时，要把“立太子”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带到热河去？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当天就死，这也是很奇怪的。
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九月庚申日，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文孚、卢恩溥被新皇帝“切责”，说他们把遗诏写错。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本是清朝的老规矩，但怎么竟然写错？真有点滑稽。
错在什么地方？据官方的文件说，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乾隆)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在当时是雍亲王府，雍正是雍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