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对他的协助甚为嘉许，并且说将要以更严厉的方法对付贩烟的洋商。
消息传开来，所有的烟船溜得干干净净。邓廷桢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开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