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中国活该，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足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