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细说清朝》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