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内地很神秘，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风异俗与搜罗不尽的宝藏，渴欲先睹、先取。中国人认为，洋人闯进大门，还要深入堂奥，甚至吸收我们的人民为教徒，显然是意存侵略，欲亡我之国、灭我之种。
(三)外国人以为，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与其掩耳盗铃，不如索性准许进口，合法化。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人，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中国人认为，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赚我们的钱，要我们的命。
(四)外国人以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过一个卡子，好比过了一个国；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中国认为，厘金之设，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纯粹的内政。
(五)华工准不准出国，也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以为，与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国人认为，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猪仔”，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
(六)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外国人以为，清廷硬要外国公使、专使(除了俄国的以外)与两广总督办交涉，不许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又不肯向皇帝磕头？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恨已极。
(七)(八)两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其所以变成严重，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美二使与法国代表。而所谓条文解释，大概是由于《南京条约》中文本上的“万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
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望厦条约》的修约条款，非英国人所能援例，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
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修改《望厦条约》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动。倘欲作小更动，不妨去广州，找叶名琛交涉。
这时候，英、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无法翻脸。英、法两国这时候(1854年1o月)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分不出力量打中国；美国呢，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
包令、麦克赖因、克来思考夫斯基，于是离开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丰五年，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代办”。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仍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跪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足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