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