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裁判权，英国本已取得。在《天津条约》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三条之中，又重新详细规定。
倘若英国与其他列强在中国没有这领事裁判权，洋人在内地游历与传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纠纷。洋人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把中同的法律、法庭与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里。出了乱子有领事保护，即使犯了罪，也会从轻发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第九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游历。
领事裁判权的祸害已够严重，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中国设海关，想抽多少税，自己不能作主，要“会同英员”制定，不但就税率的原则会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种的货物价格—一会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价的波动一概不管。十年以后，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结果就这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条约》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中国进出口税的税率，维持《南京条约》的成议，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于是，机制的洋货可以在中国廉价倾销，摧毁原有的手工业，扼杀将来可能有的机器工业。)(二)各种货品的估价标准，由中国遣派户部(财政部)官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三)内地的厘金等税，洋货一概免纳，只缴付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作为替代“土货”却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此就更难与洋货竞争了。
其他各条，所涉及的都是技术上的具体问题，如“船钞”在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一钱；货物潮湿减价抽税；走私货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须引渡，等等。在五十六条的“正约”以外，另有一条所谓“赔款专条”，规定由中国赔偿英国“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计四百万两。所谓“商亏”，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所谓“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国商人拖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加上利息)与货款。“商亏”所指的，是在咸丰七年冬天英国进兵广州前后，英国商人因商务停顿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找谁去赔？)
军费二百万两，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惯例，确也应该由战败国交出来，作为对“战胜国”认输的表示。至于英国是否真因派遣了几千兵士到中国，而花费到二百万两，那是英国自己的事，于中国无关。中国的虎门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广州外围各地，一切军事设备被破坏，那是中国的事，于英国无关。咸丰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条约》以后，十分懊恼。他训令桂良与花沙纳不妨藉商议海关详细税则的机会，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赔偿军费，(二)公使驻京，(三)内江通商，(四)内地游历这四项作为罢论，中国情愿免收洋人关税，作为交换条件。桂良与花沙纳二人，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按察使薛焕研究了一下，认为咸丰的旨意无法遵行。第一，已经签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结果，何桂清被斥责一番。桂良又把薛焕强调关税不可放弃的意见向咸丰转陈，咸丰于是不再坚持。
为了挽回颜面，桂良、花沙纳在上海递给爱尔金等一个照会，内容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说：“以后领事官遇有重大事件，应向本国上司请示，不得自作主张，恃强妄为，以免有碍和好。”(这是骂巴夏礼。)第六条说：“各国领事不得发给中国船旗号，如已发给，一律撤销，以免不法船户，恃外国旗号为护符，为非作歹。”(这等于说，亚罗号事件根本是英国不对。)
这照会在咸丰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两个半月以后，英方才送来复文。在大体上表示同意。这时候所谓“通商章程”，亦即“协定关税”的详细条文都已谈好，而且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改称鸦片为“洋药”；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烟洋酒，藉口这些只有洋人才喜欢买，一概列在免纳进口税的项目之中。
鸦片既改称为“洋药”，从此冠冕堂皇地被准进口，列在协定了的关税税则以内，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进口税三十两。以当时的市价来核算，事实上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这是洋人对清廷特别客气的一种表示。
这一年，咸丰八年，销在中国的鸦片，有六万二千葙左右，比之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万八千箱，超过了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