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口货之中，最重要的是茶与丝。茶的税率是每石抽二两五钱(相当于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另一个“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国人的宽大，虽则英国政府自己也加抽进口税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丝的税率，是每石抽十两，低于百分之五。这是因为法国很需要丝，为了发展法国的绸缎工业。
列人免税的进口货，包括洋烟(香烟、烟叶、雪茄烟)、洋酒、香水、肥皂、面粉、牛油、奶油，等等。
这些税则，在咸丰八年ll月成为条约，称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种完全相同。虽则是写明了每十年重估货价，甚至修改税率一次；事实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个年头未曾修改。中国在财政上，尤其是国民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无法估计。
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英、法两大强国应该满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却又为了所谓“换约”问题再度用兵力威胁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夺品。
咸丰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敢”之处。他茫然于国际上互派使节的通例，总以为有了外国使节驻在北京，便是“藐视天朝”。同时，他又主张不定，时而想和时而想战，却又不懂怎样才能够和，怎样才能够战。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洋人留在欧洲的多得很，你咸丰能杀几十个，甚至几千个航海来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灭了所有的洋人么？
而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已有的明训，并无须熟悉近代国际公法才能够知道。咸丰“预谋杀人”，可谓自外于文明，自居于野蛮。
然而，洋人之坚持来北京换约，而且乘了兵船、带了大炮来换约，又何尝不是迷信强权，不讲公理?成丰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儿布隆，带了十六艘英国兵船、两艘法国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国兵、一百多名法国兵到达大沽口，准备进入白河，溯河而上直达天津，由天津转北京“换约”。清廷通知他们：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们无权进人白河。他们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转北京。
所谓“换约”，是交换双方元首于批准以后所签字、盖印的条约正本。咸丰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间的《天津条约》。剩下的手续，无非是静候英、法、美、俄四国元首批准而签字、盖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手续，不是什么严重的大典。英、法两国在缔定《天津条约》之时，坚持列入“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在过去不让英、法的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从此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头与两广总督办交涉)的权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装航行于白河，把兵船开到不属于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蛮横举动。他们不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懂得“天道无常”的道理，以为强者可以永强，弱者定将永弱。
他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一次咸丰皇帝已经略有准备，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设防。他们或许已经知道，而漫不经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们在北塘登陆，而且派了直隶总督恒福到北塘迎候。他们偏要驶入白河。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兵船首先闯进。二十四日，英、法两国的兵船炸断锁港的铁链。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国堡垒开炮，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炮兵还击。打了半天，英军一千三百名之中伤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军一百多名之中伤亡了十六名。英、法联合舰队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国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英军可令何伯本人也挂了彩(负伤)。
英、法二使受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恼羞成怒，驶回上海，分别向本国政府请兵。
于是，英国派了一万八千兵、法国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丰十年二月到达香港。
两国的驻华使节也换了人：爱尔金与葛罗东山再起，接替布鲁斯与布见布隆。
英国政府叫英军司令何伯专管海军，加派了一个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也派了蒙妥榜与夏儿奈，分任陆军与海军司令。
爱尔金与葛罗在(咸丰十年)二月十七日托两江总督何桂清，转递一件照会给“中国的大学士”(首相)，要求对“白河事件”道歉赔偿，同时旧事重提，仍要来北京换约，在北京驻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