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