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细说清朝》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细说清朝》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