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