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项要求：(一)由英国官员陪同中国政府人员赴云南查办，(二)准英属印度当局再派一个探险队进云南；(三)中国政府拿出十五万两交给威妥玛，备作将来赔偿抚恤等费；(四)依照条约，让威妥玛专为此事觐见(两宫皇太后)；(五)依照条约，不得于关税及子口税以外，对英国货品抽取其他税厘；(六)立即惩办应负此事件责任的官员。
(威妥玛对英国政府报告，只说提出了前三项要求。其后，英国政府给他批示，第一、第二两项尚可，对第三项“暂不置评”。)
总理衙门答复他，在原则上接受前三项要求，其余三项与本题无关。
同时候，驻华的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威妥玛小题大做，不该提出那后三项。于是威妥玛在八天以内，又给总理衙门十几次照会，时松时紧把各项要求忽减忽加，弄得清廷啼笑皆非。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查办大员，威妥玛也派了使馆秘书格维纳陪同前往。
李瀚章与格维纳在八月间到达昆明。岑毓英把捉来的十名当地土著居民交给李瀚章审问，请格维纳观审。
李瀚章问其中的一个：“是你杀了马加理吗?”
岑毓英的翻译官：“大人说，你的名字是腊都吗？”
腊都点头。
李问：“你怎样杀马加理？”
翻译官：“大人说你在山上砍柴，怎样砍?”
腊都用手比斧，作砍柴状。
李问：“有没有人指使你?”
翻译官：“大人说，你喜欢不喜欢吃蛇?”
腊都摇头。
结果，腊都与其他十个土著居民，均定了死罪。李瀚章与格维纳均被蒙在鼓里，腊都等人自然更莫名其妙。
岑毓英自己十分得意，以为略施小汁，便把钦差大臣与洋人敷衍过去。但李瀚章与格维纳一离了昆明，这些无辜被捉的土著居民就“翻供”。威妥玛的耳朵长，有在缅甸的英国人给他写信。
威妥玛怒不可遏，找总理衙门算帐，要砍岑毓英的头。
威妥玛要求把一干人犯连同岑毓英，押到北京来复审。同时要求：李瀚章受人蒙蔽，也该治罪。总理衙门应付他的办法只是一个“拖”字。
拖到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威妥玛下了使馆的旗，率领使馆全体职员与眷属离开北京，到天津搭船去上海，又调英国兵船向渤海前进，做出想打仗的样子。
清廷这才着了急，特派李鸿章作“全权大使”，负责对威妥玛办交涉。
李鸿章找出总税务司赫德作调人，去上海向威妥玛转圜。
原来威妥玛去上海，一面是先作一个姿态，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上海的海底电线，向伦敦请示可否动武。伦敦的回答是：“不准动武”。
于是，他虽则生平极瞧不起赫德，见了赫德的面却变成很容易商量的样子。李鸿章托赫德劝他回天津，他不好意思。倘若要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纡尊降贵，到“南洋大臣”所管的上海向威妥玛请教，也好像是出乎情理之外。折衷的办法，是在烟台会面。
《细说清朝》一二一、烟台条约
威妥玛在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就到了烟台，李鸿章在二十九日也到。两人从七月初三谈起，谈到二十六日(9月13日)，谈妥了《烟台条约》，签字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