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帖写得十分婉转，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很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李鸿章说：“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日本如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这一段话句句有理，而且不幸言中。
可惜，这样的大道理，不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所能听得进的。他们在三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照会来。
这照会说：“我们不和你们谈理论，只谈条文。你们接受那一条，反对那一条，或是要修改那一条，怎样修改法，不妨一一说来。”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清廷的军机大臣之中，翁同龢最反对割地。此老主张一贯，不愧为政治家。那力主割地的孙毓汶与他比起来，可谓一薰一菇。翁是状元，孙是榜眼，两人出身相差无几。然而翁以大臣自期自励，孙则夤缘于庆亲王之门自暴自弃。
这时候在名义上重新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事实上已不能管事。在总理衙门当家的，是庆亲王奕劻。此人贪财，误了海军，因此也急于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于是，总理衙门就有了电报复给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撰拟这封电报的小公务员定是文书老手，把话说得外硬内软，原则接受数字仍可以添。所谓“断”，也决不是真断。
李鸿章根据这个复电，向日本提出第二次“说帖”：辽阳等州县与台湾全岛，日本兵力未到，不便割让，旅顺大连应还中国。(换句话说，除了旅顺、大连以外，凡是日本兵力已到的地方可以割让。)
赔款呢，应按照日本实际上所花掉的数目计算，扣除日本所获得的船、械、军需。
增加商埠，以重庆一地为限。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限于宜昌、重庆一段。
赔款清偿以前的驻兵地点，以威海卫一地为限，奉天不能驻日本兵。驻屯军的军费应由日本负担。
日本人在内地开设日本工厂，不可以。日本货物进口，把子口税减为百分之二，办不到。
李鸿章的这一封“说帖”，可谓对日本人的“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洋人之所以称赞他为“中国大外交家”，可能是由于十分佩服他的这种本领。然而，伊藤博文告诉他的儿子李经方：“贵使臣应考虑今天两国所处的形势，日本是战胜国而中国是战败国！”
李经方此时已于李鸿章被刺以后，受任为(第二个)全权钦差大臣，协助李鸿章办理对日交涉。经方会说英语、日语，太太是日本人，本可以作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但也正因为太太是日本人，中国朝野颇有些人怀疑他是否忠贞。他在日本有存款，确是事实。存款究有多少，难考。李鸿章本人也颇有钱，藏有不少股票，甚至被政敌目为中国首富。他在节操上远不如曾国藩。伊藤博文进一步警告李经方：日本的武人颇想打到北京再
说，是他自己伊藤博文竭力在主和。于是，双方又换了一次文。
李鸿章所提出的是，台湾不能割，澎湖可以割，奉天所割以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为限。赔款定为一万万两。朝鲜可以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它自主。另订商约可以，但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
日方提出最后的条件：割地必须包括台湾、澎湖，奉天可以少割一点。赔款可以由三万万减为二万万，限期内不付利息，限期外要付利息。奉天可以不驻兵，仅驻兵威海卫即可，但驻兵军费应由中国负担。子口税减低之事可以免议。新增商埠的数目，与内江、内河航行权的范围均可商议。
李鸿章想和伊藤博文继续讲价，伊藤在三月十九日(4月13日)回信说：“无可再商，无可再让......所宜回复者，惟有允、否两字耳。”
回复的限期，是三月二十日。二十日这一天，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如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于是，李鸿章和伊藤作了最后一次会淡。李说：“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稍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说：“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经方)星使。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
李要求赔款不付利息。伊藤说，早就讲好，如在“两年内”付清，可以不付利息。李又继续噜苏，结果总算是争得了如在“三年”以内还清不计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