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李鸿章老人家上了一个老当。试问，引狼入室以后能有什么方法叫狼尊重一张废纸?弱者不自量力，而企图与强者作朋友，其吃亏往往如此。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藉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人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连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像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狯，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项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拢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那里到那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即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最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