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与《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悲惨的命运，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从此必须被动地倚仗外资来筑自己的铁路，甚至瞪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筑外国的铁路，连带地也丧失了铁路所经省份的矿山与铁路地段的行政主权。
“东三省”的铁路，除了山海关至中后所的一段以外，其余地方的铁路好像是只有俄国有权兴筑，而中国自己反而不能“染指”。然而，清廷总算在日、俄之战以前，勉强把它延到新民府。日、俄之战以后，宽城子(长春)以南的一段，即所谓“南满铁路”，由俄国让渡给日本，于是整个“南满”，即宽城子以南的大片土地，又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日本借债，才被准许把新民府与盛京(沈阳)连接起来，完成“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同样，宽城子与吉林省会吉林城之间的铁路，也是借了日本的债才筑成。合起来，一共借了二百五十八万三千元日金。
津浦铁路呢，因为是必须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被德国再三阻挠。德国坚持自筑山东境内德州至利国驿的一段，对于山东以外的北段与南段，也想占上一份权益。结果，闹到光绪三十三年年底，德国才同意：津浦铁路不再分段，而由德国人的德华银行与英、法两国人合组的所谓“中国中央铁路公司”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万英镑，九三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其后在宣统二年，又放款三百万英镑，九四点五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津浦铁路的建筑权与管理权，总算是被中国“取得”了。
芦汉铁路也是好事多磨。清廷本巳在光绪二十二年与比利时国讲妥，借比国的款子来筑(为的是比国不是强国，不致于籍此侵略)。但是李鸿章的德国朋友德璀琳自告奋勇，向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说比国自身没有钱，只是替法国作傀儡，而俄国也夹在里面混水摸鱼。于是清廷便把这件事搁下，直到光绪二十四年阳历4月才旧事重提，与比国正式立约，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比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十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比国把权利间接让渡给英、法两国，由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法国的汇理银行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四十五万英镑，其中五百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头十五年年利百分之五，后十五年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剩下的四十五万英镑十足付现，年利百分之七。
与芦汉铁路相连接的“山西铁路”，即正太铁路，由清廷在光绪二十四年与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商妥。在光绪二十八年立约，借款四千万佛郎(法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不久，这债权便由俄国让给法国(根本是法国人的钱)。
另一条与芦汉路相连接的小铁路，是河南北部道口与清化(博爱)之间的道清铁路。筑路的“福公司”，名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共同组织，实际上全是英国人出钱。福公司在光绪二十四年5月与山西省的当局立约，独享三府两县(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平定县、孟县)的煤、铁、煤油的开采权，期限六十年，以纯利四分之一给予中国政府，四分之三归“福公司”，公司有权筑铁路、开运河，以便利运输。同年6月，公司与河南巡抚立约，建筑道清铁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筑成。
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收买“福公司”，仍向福公司借款七十万英镑，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扣除铁路价款六十四万六千英镑，按年付息三十五万英镑。在本息还清以前，铁路仍由福公司经营。
在河南的黄河南岸，有陇海路的最初一段：开封与洛阳之间的“汴洛铁路”。条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谈妥，契约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订立。放款的是法国人与比国人合组的“中国铁路电车路公司”，放款的数目是二千五百万佛郎，六年以后加放一千六百万佛郎，均是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英国在铁路的投资上颇落法国之后，却也懂得急起直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借三百二十五万英镑给中国筑沪宁铁路，由上海通到南京，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铁路名为中国自筑自营，实际上董事五人英国人占了三席。
五年以后，英国人又获得对沪杭甬铁路放款的机会，数目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年息百分之五，付现折扣不详。
剩下的是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之南有所谓“广九铁路”，由广州通达九龙。这广九铁路的最南一段，从中英“交界”的深圳到九龙，全由英国“自己”建筑，与中国无关。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一段，由中国建筑，也向英国借了一百五十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年息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