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