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晚上，谭嗣同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问袁世凯：“天津阅兵的阴谋，你听到没有?”袁说：“听到。”
所谓天津阅兵的阴谋，在最初本是一种谣言，到了这时候已经愈传愈甚，竟然连袁世凯也承认听到了。
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在七月二十八日写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的一封亲笔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为什么突然感觉“位几不保”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凯晋京之时，只是为了想成立参谋本部，既没有免掉荣禄总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会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决不能容许他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
他把召袁的事，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被慈禧痛骂了一顿。慈禧在骂他之时，可能说出“你如此胡闹，以为我不能换掉你么?”
他回宫以后，便在二十八日写了这么一张密诏，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于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
康与四位章京捧诏大哭，想来想去，想出了这个请袁世凯保驾的下策。
他们五人这时候只以为阅兵阴谋将成事实，似乎还不知道被革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已经伙同礼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访荣禄；不知道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也到过天津，拜访荣禄；而且，更不知道荣禄已经开始行动，把聂士成的五千人调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到距离北京彰仪门仅有四十里的长辛店。
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荣禄已经打了三次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有许多外国兵船开向塘沽一带沿海，又在八月初三这一天打了电报来，说英、俄两国已经在海参崴开战，请光绪叫袁世凯赶快回天津准备应付。
书生作风的谭嗣同，却依然只就天津阅兵阴谋的老谣言，请袁世凯到时保驾。谭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聂士成与董福祥)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力以补救。”
初四，袁世凯觐见光绪辞行。光绪叫他当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见一次方走。于是，初五这一天黎明，袁世凯又陛见了一次。光绪在临别的时候，笑着向他说：“以后你专管练兵，与荣禄各干各事。”
过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11月间，袁世凯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他和谭嗣同谈话之时，曾经表示对“密诏”的怀疑，说密诏倘若是皇帝的亲笔，应该用硃而不该用墨。谭说：“等你请训出京之时，皇上自然要另颁一道硃谕，当面交给你。”其后，在初四、初五两日，光绪并不曾有什么硃谕交给他。而且光绪也只是叫他襄赞维新，并未谈到所谓“妥速密筹”之事。袁世凯又向《泰晤士报》的访员说：并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荣禄“告密”，而是荣禄先向他说：“你是来取我的头了!你最好老实说罢，已经有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袁当时回答荣说：“你所听到的只是少数政客的阴谋而已，皇上并不知情。”
他和荣禄究竟谈了些什么，是否他先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与光绪，或荣禄先向他开口，叫他“实说”?由于荣禄本人不曾留下记载，我们仅有伦敦《泰晤士报》访员所写下的袁世凯的谈话，所谓片面之辞。
此外，有《申报》所刊载的，得自苏州张仲仁处的所谓《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戊戌日记》是否真是袁世凯写的颇成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倒颇与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变之后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所登的“消息”大体符合。《字林西报》说：谭嗣同明明白白告诉袁世凯，光绪将要面交他一封硃谕，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杀掉荣禄；(二)担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杀掉荣禄以后就职；(三)带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宫保护光绪；(四)逮捕守旧份子．尤其是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
这第四项，在《戊戌日记》之中没有。
《字林西报》又说，袁世凯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从光绪手中接到这么一封硃谕。
《戊戌日记》却说：硃谕始终不曾接到，仅仅从谭嗣同的口中听到，谭嗣同拿了一张墨笔的谕文给他看，说是“原旨”存在林旭那里，这是杨锐用墨笔所抄。就这墨笔的抄文而论，上面并没有杀荣禄与包围颐和园的字眼。然而谭嗣同说，抄本中的“设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杀荣禄与围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