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英不愿意再去，徐世昌虽未受伤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铎与尚其亨代替绍、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上了几篇奏折，主张立宪。传说，这几篇奏折是端方途经日本之时，请梁启超代写的。梁的确也在这一年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刊了一个《政闻杂志》，鼓吹立宪。参加的有熊希龄、麦孟华等人，张君劢也是其中的一个。五大臣回国以后，慈禧颁了一道诏书：“预备立宪”。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诏书规定“预备”的期限为九年。
依照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的预备立宪诏书，各省应先行成立咨议局，由二十五岁以上、具有某些资格的男子选出议员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担任议员。这些议员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决算，及各种应兴、应革之事，但督抚有权对议决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权于某种情形之下将咨议局解散。载沣于次年，宣统元年，以摄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办理选举。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咨议局便同时宣告成立，举行首次会议。
载沣又依照预定程序，于宣统二年成立中央“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共二百人，半由钦派，半由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第一次会议举行于是年九月初一。总裁(议长)是溥伦、孙家鼐二人，也均为载沣所委派。议员之中，人才颇多。
资政局开了三个月会，修正了载沣所提的预算案，也弹劾了自称“不负责任”的军机大臣。然而预算案尽管被修正，而载沣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执行。军机大臣尽管被弹劾，而载沣用儿子溥仪的名义，以“圣旨”答复资政院：“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朝廷自有权衡。”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丁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插曲。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摊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