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3国史稍有了解的读者便知道，袁曹双方在兵力、武备方面的直观差距是最为明显的。
这种兵力差距，不要说荀彧、曹操了然于胸，连寄居许县的名士孔融都心知肚明。
孔融当时失去了北海郡，逃到许县做寓公；他公开声称“袁绍地广兵强”，还极力鼓吹田丰、许攸、审配等人才干。
（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3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后汉书荀彧传》
孔融在青州割据时曾与袁谭交过手，当然了解袁绍军队的实力，因此这番言论其实很有借鉴意义。
（孔融）遂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城坏众亡，身奔山东。--《9州春秋》
但荀彧闻言，却立刻反驳孔融，还极力贬低田丰、许攸、审配、逄纪等人的才干，最后得出结论“袁绍兵虽多，而法不整”。
（荀）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后汉书荀彧传》
从荀彧气急败坏、口不择言的态度中，不难看出“武胜论”并无逻辑可言，实际就是廉价的精神鸦片。
至于荀彧提到的“御军宽缓，法令不立”，也并非袁绍的问题，而是因为审配、沮授、田丰等河北豪强树大根深、恃宠而骄的缘故。
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魏书王修传》
（郭）图等因是谮（沮）授：“监统内外，威震3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献帝传》
宗法社会中，地方豪强不听调遣的情况比比皆是，曹操在兖州也曾面临过“百城皆叛”的尴尬局面（见《程昱传》）。因此统治者对豪强大族的羁縻安抚，只是寻常惯例，并非袁绍的个人问题。
直至袁绍死后（202），袁绍集团的谋主也并未背叛袁绍家族，仅仅是分裂为袁谭系与袁尚系，继续对抗曹操。连“3郡乌丸”这种边地蛮族，也厚待袁尚兄弟，可见袁绍的统治基础相当广泛且稳定。
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因此即使袁绍已死，曹操仍然耗费了整整5年时间（202-207），才彻底消灭袁绍诸子的残余势力。
（十2年）9月，（曹）公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即斩（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魏书武帝纪》
由此可见，无论是“御军宽缓，法令不立”还是“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均是不实之词。
所以，袁绍大胜曹操。
4、德胜：
荀彧认为袁绍沽名钓誉，曹操以至仁待人，因此“寡能好问者”多归袁绍，而“忠正效实之士”则投奔曹操。
（袁）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曹）公以至仁待人……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魏书荀彧传》
在这种叙事构建下，曹操之“德行”远胜于袁绍。然而历史真相绝非如此。
如果说“度胜、谋胜、武胜”曹操粉丝尚可为曹操辩驳的话，“德胜”便无疑是纯粹的吹捧之词，与事实南辕北辙。
袁绍是世家子弟，累世公卿；曹操是宦官子弟，赘阉遗丑。就连荀彧也不得不承认“绍凭世资，从容饰智”，曹操则认为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颇有自卑之感。
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让县自明书》
关东起兵之初，诸侯“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袁术当时看到“豪杰多附于绍”，还气得口出恶语。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魏书武帝纪》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就连后世的陈寿，在撰写《3国志》时也表示“袁绍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充分肯定了他的容貌、气度与名望。
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魏书卷6》赞语
需要注意，“德行”在汉末之世，本身就含有“门第阀阅”的隐喻。比如曹操《求贤令》中探访的“至德之人”，便是指尚未出仕的地方名流。
注：“尚德行”的释义，见柳春新《曹操用人政策考实》。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求贤令》
因此如果单论“德行”，曹操这种宦官子弟，根本不具备同袁绍较量的资格。荀彧也清楚这1点（其岳父唐衡亦是宦官），所以他十分巧妙地偷换概念，表示投奔袁绍的都是“寡能好问”的假名士，投奔曹操的才是“忠正效实”的真名士。
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荀）彧。父（荀）绲慕（唐）衡势，为（荀）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典略》
实际彼时黄河以北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几乎尽数归于袁绍，连汉末儒宗郑玄也被袁绍延揽至麾下。
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后汉书郑玄传》
至于曹操的幕府，相比之下则冷清许多。在荀彧到来之前（191），曹操麾下仅有少数宗族姻戚（诸夏侯曹氏），以及兖州的“文俗之吏”，可谓门可罗雀。
更不必说，荀彧作为曹营中首位具备政治声望的名士，也是来自袁绍麾下。可见袁、曹双方在人才众寡方面，差天共地。
真相是，荀彧实则是袁绍的人，袁绍的小弟曹操缺人，向大哥哥袁绍借人，而袁绍见小老弟可怜，便派出1些人才支援小老弟。
初平2年，（荀）彧去（袁）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魏书荀彧传》
所以，这1点，袁绍完胜。
综上所述：4胜4败论，根本站不住脚，只是精神鸦片而已。
无论是“4胜论”还是“十胜论”，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
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多所粉饰，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用以虚张声势。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但这种讳败为胜、颠倒黑白的言论，也确属无奈之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4胜论”的提出背景，是在建安2年（197）曹操惨败于张绣之后，彼时曹营人心浮动，曹操也痛失子侄（曹昂、曹安民），亟需精神安慰，因此这种惑众之言才能大行其道。
（张）绣败太祖军于宛。（袁）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魏书荀彧传》
不过随着官渡之战（200）以后的强弱易主，曹操集团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4胜论”也便愈发流行，与郭嘉的“十胜论”并行于世。
令人惋惜的是，袁绍虽然在“度、谋、武、德”4方面力压曹操，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输掉了官渡之战；因此他的种种闪光点，也被随之抹煞。
“成王败寇”1贯是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袁绍也因此沦为历史的陪衬角色，甚至是并不光彩的陪衬角色。
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导下，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绍，在“德行”方面竟也输给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这种“颠倒黑白、过犹不及”的历史构建，无疑是天大的讽刺。
概而论之，无论是“4胜”还是“十胜”，与历史真相均相去甚远。不过通过对袁曹双方“度、谋、武、德”的分析比对，倒是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并理解官修史书的构建逻辑。
云某提到的那些偶然因素，咱们下1章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