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先针对王浚，一来是因为自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以来，王浚作为西晋重臣深受皇恩，官居司空高位，长年驻防北疆，却在皇族罹难之际，生不臣之心，行非忠之事。不仅假立太子，更是意欲僭越称帝。且其人骄奢淫逸，凶残暴虐，为政又贪婪苛暴，下属之官更是受贿成风，百姓深受其苦，早已不得人心。其身居幽州，本就仪仗东胡之军武，朝廷之节钺来立威号令。其最大的辅俾段部鲜卑在被石勒收服后，亦已与其离心离德。其此时实质上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士卒疲弱的阶段。
基于此，石勒果断认为其人之地可图之，但具体如何攻灭，石勒还拿不定主意。这时张宾根据王浚的个人特点和其所处处境，进言石勒应该先示之以弱，假意投降，使其骄傲放纵，然后派人探其虚实，再进行具体的谋划。石勒认为张宾所言可行，遂作了一场大戏表演给王浚看。石勒先派人向王浚投诚，卑微的表示自己作为一方领兵之将军，愿意归附他这个终为王者之人的麾下。从而诱使王浚派使者来接受他的请降，在其使者到达石勒驻地之后，又故意将精兵强将隐去，特意让一些老弱病残不中用的士卒在使者面前展现，给使者一种石勒军力大损，不足为虑的表象感受。同时又在接受王浚书信之时，特意面向王浚所在的北方拜而受之，并早晚都要参拜王浚送给他的礼器，其请降之诚心展露的滴水不漏。
这使王浚的使者带回去的信息全部都是石勒势力大不如前，且其归附之心确实诚恳云云，使王浚不再怀疑石勒存在诈降的可能。而石勒又趁机派使者前去王浚处强调其愿意亲至幽州为王浚正式称帝站队，这种颇为谄媚的劝进反而正中王浚的野心，使王浚仅存的一丝疑虑也一扫而空。正当王浚沉浸在尽收河北幽冀之地，位列九五至尊的春秋大梦之时。石勒派出的使者却在幽州四处刺探着王浚的虚实，并及时的反馈给远在河北的石勒。石勒基于内应所收集的情报，积极的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在洋洋得意，醉生梦死。另一面却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两厢对比，王浚的覆灭其实早已注定，朝夕之间，即可能形势大变。只有王浚还沉醉在皇帝大梦之中，自以为一切顺利，只待太阳升起。
建兴二年即公元314年，在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石勒突然发难，进军幽州。在一个不起眼的深夜，石勒开始将部队迅速的向北迁移。同时依照张宾在开战前为其制定的战略规划，先派人去和驻守晋阳的并州刺史刘琨请和休战，同时利用其与王浚之间的宿怨，挑拨离间二者关系。最终导致石勒讨伐王浚之时，刘琨只是坐山观虎斗，而未曾救援王浚。这是王浚最终覆灭的又一大诱因，
即本应唇齿相依的关系，最终沦为了各不相顾的死局。这一方面有王浚自己的问题，使形势变得越发不利于自己。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刘琨过于自信，以及对时局判断的严重错误。可能刘琨恨其不忠于朝廷，所以乐见其覆灭，亦可能是由于刘琨期望于二虎相争，两败俱伤之时，由自己来收拾残局，进而席卷河北，匡扶社稷。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刘琨都注定大错特错。因为由于石勒出身过于卑微，所以常被定性为难成大业，同时给了当时许多人一种其势力不足为虑的错觉，也正是这种世家大族惯有的傲慢，实质上害死了许多人。刘琨忠于晋室，却突破不了自己所处位置的局限。王浚意欲僭越，也同样突破不了自己出身的局限。不管忠诚与否，他们都在出身的傲慢与偏见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也都自食其果，为自己最为看不起的家伙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