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寿张县长就出了缺。
服务员们商量后，就决定由管大同和姜维扬去见范专员，请示寿张县的工作。范专员略加考虑后，慨然以他的名义，任命管大同继作寿张县县长，原来的寿张政训处干事工作由聊城政训处派别人担任。
原来的管干事一下子变成了管县长，寿张县里的上层人物对服务员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变，就连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当管大同这时候来走马上任的时候，寿张县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迎接，接着又都纷纷来县政府“晋见”和祝贺。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即和大家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及施政工作。大家决定建立一个抗日廉洁的县政府。初步规划如下：1、施进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育；5、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6、加强对县内武装的纪律整顿；7、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推荐孙思白立即草拟报告，宣布施政纲领。
接着大家又商议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经礼聘了一名旧人员以外，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行，推任孙思白为县政府秘书，岳树梅为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长，其余科员都由服务员们担任。
管大同一上任，就给这座旧衙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着办事。县政府首先提出减薪，那些老职员感到有些惊慌，但是看到县长和科长的薪资削减一半，幅度比他们大得多时，他们又安心了。
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都表示“热烈欢迎”，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县政府就拨款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兼校长，林以身任班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为**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
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告状，那是有求必应。但是几千年来，“县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思想贯穿人心，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
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社会上有四大冲突，即信仰冲突、爱情冲突、性格冲突、利益冲突，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那就是利益冲突。彼此为了派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