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秦墨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的那位在高校从事电子取证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反复研究了她提供的、经过高度脱敏的技术问题后，私下表示：“从纯技术角度，你提到的这几处‘异常’，尤其是时间戳逻辑矛盾和频谱接缝，确实值得深究。如果检方不能给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重新鉴定是合理的。” 这位学者虽然不敢公开表态，但他的专业判断给了秦墨极大的信心。
案件的审理，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重新鉴定申请书》和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议，陷入了短暂的停滞。主审法官是一位以严谨和审慎著称的老法官，面对双方各执一词、专业性极强的激烈对抗，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控方证据表面看起来确实扎实，有鉴定报告支撑；另一方面，辩方提出的技术性质疑逻辑清晰，引用的学术观点和“影子鉴定”意见也并非空穴来风，更重要的是，案件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关注度高，任何可能的冤错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经过合议庭多次评议，并征询了法院内部技术部门的意见后，主审法官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但意义重大的决定：准许辩方关于对部分关键电子证据进行“有限度复核鉴定”的申请。但为了确保公正，鉴定机构不再由原机构担任，也不由辩方或控方单方指定，而是由法院在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随机摇号选取三家，再由双方在这三家机构中各自排除一家，最后剩下的那家，作为本次复核鉴定的委托机构。鉴定范围，严格限定在辩方申请书中指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几处“技术异常点”，鉴定任务是对这些“异常点”的成因进行技术分析，判断其是否属于“合理的技术波动”，以及“是否存在人为伪造的显著可能”。
这个决定，对控方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们“证据确凿”的防线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对辩方而言，则是一次关键的阶段性胜利——法庭终于承认了“证据可能有问题”的合理怀疑，并启动了独立的调查程序。虽然鉴定范围和机构选择仍有诸多限制，但毕竟，门被撬开了一道缝。
摇号选定的三家机构名单公布时，苏瑾、方启明、秦墨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三家机构都是在国内电子证据鉴定领域享有盛誉的权威机构。阿九立刻动用她的资源，对这三家机构的背景、过往案例、主要技术负责人、乃至可能的潜在关联方进行了快速而隐秘的调查。幸运的是，其中一家机构近年来承接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和复杂取证的案件，以独立性和技术过硬著称，其核心鉴定人员中，有两位是公认的技术狂人，对挑战高难度鉴定任务颇有兴趣，且风评显示与各方利益瓜葛较少。苏瑾和方启明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在排除环节，想方设法保住这家机构。
最终的结果，充满了戏剧性。在双方各自排除一家后，剩下的，恰恰是苏瑾他们看中的那家机构——司法部直属的某权威电子证据鉴定中心。命运的天平，似乎微微向正义倾斜了一度。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鉴定机构选定，只是拿到了考试的资格。试卷（检方提交的原始证据和辩方指出的异常点）是公开的，但考官（鉴定人）是否绝对公正，考场（鉴定过程）是否不受干扰，仍是未知数。苏瑾毫不怀疑，“母亲”的势力会想尽一切办法影响甚至操纵鉴定结果。
鉴定在高度保密和严格的监督程序下进行。检方和辩方均派员（主要是技术助理）在场见证，但不得干预鉴定过程。鉴定中心指派了三位资深鉴定人组成鉴定小组，其中就包括阿九调查过的那两位技术专家。
鉴定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周。这一周，对苏瑾而言，比一年还要漫长。她与阿九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联系，阿九根据鉴定方可能采用的技术路径，提前模拟了各种分析场景，准备了详尽的技术解释和对比数据，并通过苏瑾，以“辩方技术顾问意见”的形式，在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鉴定小组参考。她们能做的只有这些，剩下的，只能交给专业人员的良知和技术。
方启明和秦墨也度日如年。他们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小心翼翼地打听着鉴定的进展，但核心的鉴定室如同铜墙铁壁，没有任何消息泄露出来。他们只能从鉴定小组偶尔要求补充“案件相关背景材料”或“特定技术标准文件”的请求中，揣测鉴定的深入程度。
就在鉴定最后一天下午，一个突发事件让所有人的心再次悬起。鉴定中心所在的办公楼区域，突然发生了短暂的、原因不明的“意外”停电，虽然备用电源很快启动，但仍有部分非关键系统受到影响。方启明和秦墨几乎同时收到消息，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向法院和鉴定中心提出严正交涉，质疑停电的“意外性”，要求确保鉴定环境的安全和数据的完整。鉴定中心回应，核心鉴定设备和数据在断电期间有不同断电源保护，未受影响，鉴定过程未中断，但承诺会对停电原因进行调查。
这个小插曲，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和干扰，让所有人都明白，那双黑暗中的手，从未远离。
终于，在煎熬般的等待后，鉴定意见书出炉了。不是当庭宣读，而是先分别送达控辩双方。
方启明拿到那份厚厚的、盖着鲜红鉴定专用章的意见书时，手竟然有些微微颤抖。他深吸一口气，翻到最后的“鉴定意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