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结果公布的那天下午，伦敦城里就变了天。
交易所对面的那家老酒馆里，几个工厂主围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窗帘拉了一半，把灰蒙蒙的天光挡在外面。
桌上搁着几杯已经凉透的啤酒，没有人喝，只是放着，像某种被遗忘的祭品。
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中年人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搁。“继续。《谷物法》又要延续不知道多久了。我们这些开工厂的，赚的每一分利润，最后都变成了地主田庄里多出来的一车麦子。”
旁边的人接话了，声音不重，可每一个字都像在牙缝里磨过的。
“可不是。面包一天比一天贵，工人买不起面包，就拿什么干活？饿着肚子站在机器旁边，活干不出来，次品率还高。
我们只能涨薪水——不涨，人就走；涨了，利润就薄得像一张纸。
可伦敦的房租在涨，铁价在涨，运费也在涨，哪一样是我们说了算的？托利党那些坐在乡间庄园里的大地主，他们不在乎工厂主赚不赚钱。
他们只在乎自己田庄里的麦子能卖多高的价钱。我们流汗，他们收租；我们承担风险，他们坐享其成。”
有人插话：“李嘉图他们早就把账算得一清二楚了。限制谷物进口，国内粮价就下不来；粮价下不来，工人的肚子就填不饱；肚子填不饱，就得加薪水；加了薪水，工业利润就被压缩。
一条链子，一环扣一环，最后锁死的不是地主的口袋，是整个国家的工业。
可现在呢，大选一过，《谷物法》还是纹丝不动，我们还在给地主们当佃农——可不是在地里干活，是在车间里替他们交租。”
第一个开口的那位冷笑了一声。“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的工厂被地租和薪水的双重压力压垮？等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烟囱全部熄火？等到那些工厂主朋友一个个卖掉机器转行做别的？然后那些地主老爷们才会发现，没有我们的工厂，他们的麦子也卖不出去。”
几个人同时沉默。窗外有马车驶过，车轮碾过石子路，声音沉沉的。酒馆老板站在柜台后面擦着杯子，没有往这边看。
同样是在大选结果公布后的傍晚，东区一间地下酒馆里却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这里没有窗帘，没有像样的桌子，几只歪歪扭扭的凳子挤在昏暗的烛光里。
几个刚从工厂下工的工人围坐在一张被油渍浸透的旧木桌旁，手指还沾着没洗干净的煤灰和铁锈。
一个穿着粗布外套的中年人把捏在手里的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那一半递给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伴。
那年轻人接过去，没有立刻吃，只是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
“《谷物法》又要延续了。”他低声说，声音不重，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咬着牙挤出来的，“我们每天站在机器旁边十几个小时，干完了活，拿到的那点工钱，买几块面包、一点黄油，就什么也剩不下了。我女人昨天跟我说，家里只剩半个面包了。两个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小的那个半夜哭醒，她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
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把酒杯搁在桌上，擦了擦嘴角。“抱怨有什么用？你在这里说的话，那些议员听不见。他们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大厅里，讨论着我们的面包该卖多少钱。我们这些人连一张选票都没有——谁替我们说话？谁在乎我们吃不吃得饱饭？”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没人。从来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