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没再说话，只是把包带在肩上绕了两圈。
到成都北站后，我们按计划分开。
那时成都火车北站外面很乱，拉客的、卖地图的、背蛇皮袋的挤在一起，出租车不爱打表，三轮车见外地人就乱喊价。
我和郑有德站在站前广场西边，没有马上走。
黑棉衣过了十多分钟才出来。
这人没去追白露，而是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
打完后，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从公交站走过去，两人没说话，只擦肩碰了一下手。
一张纸换了人。
鸭舌帽往北站货运口走。
黑棉衣则上了去新南门方向的公交车。
我道：“两个。”
郑有德问：“跟哪个？”
“跟接纸的。”
“为什么？”
“黑棉衣露过脸，已经没用了。接纸的才知道消息往哪送。”
我们拦了辆三轮摩托。
跟了不到两条街，鸭舌帽进了一家招待所，门口挂着“东北饭店”的牌子，玻璃上贴着酸菜白肉和锅包肉。
我看向郑有德。
“关东会？”
“饭店是东北人开的，不等于住里面的都是关东会。”
我们没进去。
那天晚上，老猫通过成都的线人查了电话，黑棉衣打的是一部公用电话，接电话地点在甘孜县。
消息已经往前送了。
郑有德听完只说：“他们还在山里有人。”
关东会先前传出的消息是冻伤撤退，可撤了几个、留了几个，没人知道……
我们继续从成都坐车去康定。
经过雅安，翻二郎山，路开始不好走，车里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做生意的。
有人带鸡，有人带成捆的塑料盆，过弯时盆在头顶哗啦响。
到了泸定，马二下车买了十个煮鸡蛋。
上车不到半小时，他吃了七个。
翻折多山时，他脸色开始发青。
白露问：“你不是不晕车？”
“我是不晕。”
“那你抱着袋子干什么？”
“鸡蛋不服水土。”
他话刚说完，脑袋探出车窗便吐。
白露默默把自己的座位往前挪了一排。
高原路上最怕吃撑。
海拔上去后，人肠胃蠕动慢，车又一直绕弯，平地能吃两碗饭的人，到山上半碗都顶胃。
马二以前干活靠体力，饭量大，到了这里还按老规矩吃，马上吃了亏。
到康定时，他连二爷都不说了。
等过了塔公方向，他开始头疼，嘴上却不承认。
“二爷这是昨晚酒喝杂了。”
白露递给他一片药。
“吃。”
“不吃，伤胃。”
“你有胃吗？你那是装钱的口袋。”
马二这次没还嘴，拿过药吞了。
张西武的反应最轻，每到一个落脚点，先看路，再看山脊。
高原没树林遮挡，远处来车能提前看见，可人也一样没地方藏。
我开始时只是耳鸣。
过了炉霍，耳鸣变成胸口发紧，夜里住甘孜县一间交通旅社，我睡到半夜醒了两次，总觉得有人在门外拖东西。
起来一听，才知道是自己心跳传进耳朵里。
人在高原听声容易出错。
空气稀，风大，山谷回音乱，平地上十米远的脚步声，我能分出一人还是两人，到了那里，同一辆马车经过，声音撞上两侧山壁，能变成三辆。
第一次用听雷进高原，最要紧的不是多听，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