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都进了四月了，江边的风还带着刀子一样的冷。沈砚之站在江堤上，大衣下摆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像一面被硝烟熏旧了的军旗。江对岸的灯火稀稀落落的，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揉碎成一片片碎金。他看了很久，久到身后的副官以为他睡着了，小心翼翼地凑上来想给他披件衣服。
“别动。”沈砚之没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你看对岸。”
副官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对岸是九江城，城墙上几点灯火忽明忽暗，乍一看像是守军巡夜的灯笼，但仔细看就能发现端倪——那几盏灯同时亮、同时灭、再同时亮，三短一长，循环往复。副官在军中的通讯班待过三年，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革命军内部通用的灯光信号。
“要不要派人去接应？”副官的手已经按在了枪套上。
“不用。”沈砚之把大衣拢了拢，转身往江堤下走去，“他既然敢用我们的信号，就是算准了我能看懂。这不是求援，是敲门。”
江堤下面是一片芦苇荡，芦苇还没返青，枯黄的秆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是无数只干瘦的手在互相摩擦。芦苇荡深处藏着一艘乌篷船，船不大，勉强能坐三四个人，船头的桐油灯早熄了，只剩一缕细细的青烟在风里扭来扭去。撑船的是个老渔夫，须发皆白，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看见沈砚之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用竹篙敲了敲船舷，示意他上船。
沈砚之上了船，副官也要跟上来，被他一只手拦住了。
“在这等。”
“可是师长——”
“我说，在这等。”沈砚之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他在弯腰进船舱之前，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如果我天亮还没回来，你就把部队带过江去，不用等我。告诉弟兄们，往后跟着有骨气的人走。”
副官还想说什么，老渔夫已经一篙撑开了岸。乌篷船晃晃悠悠地滑进江心，江面上升起一层薄雾，很快就把船吞了进去，岸上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了。
船舱里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手边放着一只藤编的行李箱，箱子上贴满了各地旅馆的标签，最新的那张是汉口的。他看上去四十岁出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温和而锐利，像是能把人看透但又不忍心戳破。桌上摊着一本书，是《新青年》的合订本，封面已经翻烂了，用浆糊粘过好几次。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来，两人互相看了三秒钟，然后同时开口。
“沈师长。”那人拱了拱手。
“周先生。”沈砚之微微点头。
船外的江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乌篷哗啦啦地响。老渔夫在船头哼起了一首不知名的渔歌，调子很老，老得像是从明朝传下来的，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他要渡的那个人。
“周先生深夜过江，不是来跟我谈天气的吧。”沈砚之开门见山。他在军界混了十几年，什么谈判的场面都见过，最烦那种绕来绕去半天不说正事的。
周先生也不恼，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放在桌上，用两根手指推到沈砚之面前。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落款，封口处盖了一个蓝色的戳，戳上的图案是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站着一个举着火把的人。
沈砚之认识这个戳。这个戳代表着此刻正在上海的那位先生。
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完了正面看背面，看完信封看封口。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战场上审阅一份缴获的敌军地图。
“你就不问这封信是真是假？”周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不用问。”沈砚之终于拆开了信封，一边展信一边说，“这个戳不是谁都能盖的。而且你既然敢坐一条半夜的破船过江来见我，就不会拿一封假信来糊弄一个带兵的。假信糊弄得了笔杆子，糊弄不了枪杆子。”
周先生笑了。那笑声很轻，但在狭小的船舱里听得格外清楚。“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沈砚之是个粗人，只懂打仗，不懂政治。我说，一个能在山海关上独撑三个月的人，不可能不懂政治。他只是在用不懂政治的样子，做最懂政治的事。”
沈砚之没有接话。他已经展开了信纸，正在读。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很熟悉——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笔迹，刚劲有力，每一笔都像是用手术刀刻出来的。信上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有人正在上海发动一场针对革命力量的清洗，时间就在最近。第二，北伐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有人被拉拢，有人在观望。第三，希望沈砚之能带着他的部队，站到对的这一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