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场新一季的账本翻开来的时候，王威先看的是利润那一栏——数字比去年同一季度好了一些，不多，但方向是对的。他把那一页折了一个角，然后往后翻了几页，停在了另一组数字上——不是账本里的，是他自己在空白页上随手记的一行：村里常住人口，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每年后面跟了一个数字，是他从村委的登记本上看来的，不一定精确，但大致不差。二〇〇二年那一栏后面的数字比一九九九年少了将近四分之一。
他把账本合上了。利润和人口——两个数字往两个方向走。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他坐在办公桌前没有动，手放在账本封面上，指腹贴着牛皮纸的纹路。
镇里的人在秋天来了一趟。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骑着摩托车来的，车后座绑着一个公文包，停好车以后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养殖业扶持政策“，红头，盖了乡政府的章。王威把文件接过来翻了翻——贷款贴息、技术培训、销售渠道对接——每一条看起来都不错。“你这边要是扩一下规模，按政策可以申请贴息贷款。利息比银行低一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干部说话的时候拍了拍摩托车的仪表盘——像是在强调什么。
王威把文件放在桌上，没有马上收起来。他问了一句：“贷款要担保吗？“
“要的。村里或者乡里出个证明就行。“
“如果亏了呢？“
干部愣了一下。“你们现在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王威没有回答。他把文件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贷款额度、还款周期、利率——数字他在心里换算了一遍。然后他把文件合上，放在办公桌的角上。“我考虑考虑。“
干部骑着摩托车走了以后，王威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文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每一条他都看懂了。贴息贷款、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提高收入——文件上的逻辑是通的。但坐在养殖场办公室里的人是他，不是写文件的人。他知道扩大规模意味着要多进苗、多请人、多建鸡舍——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一层风险。他一个人扛得住。但如果亏了，亏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钱。
他把文件放进抽屉里——没有签，也没有扔。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件事：村里又有几户人家的门锁了。
不是出门干活的那种锁——门上挂的是一把大锁，锁鼻上落了一层灰的那种。他每天从养殖场走回家都会经过这些门——以前开着的时候他往里看过，院子里晒着衣服，有人蹲在门口择菜。现在门关着，锁挂着，锁面上的灰越来越多，从薄薄一层慢慢变厚，到后来那层灰厚到能看出风向——迎风的那一面灰少一些，背风的那一面灰多一些。
他在其中一户门口站了一次——那是村里一个年轻人的家，去年结的婚，盖了新房的，今年春天两口子去了南方。院子里的石榴树——和他家那棵一样——枝头挂着几个干透了的石榴，裂开了口子，里面的籽已经干了，深红色变成了黑色，在树上挂着，没有人摘。他在门口看了看那棵石榴树，然后继续走。
养殖场里吃饭的时候，围着桌子坐的人越来越少了。
最早的时候——养殖场刚转过来那会儿——中午吃饭能坐满一桌，八九个人，有时候堂弟媳妇还会多炒两个菜。现在一张桌子坐不满，有时候四个人，有时候三个。不是养殖场的活少了，是干活的人少了。走了的人去了南方，去了省城，去了县城——都是年轻的。留下的都是四十往上的。王威三十一岁，在这张桌子旁边竟然算年轻的了。
秋天末尾的一个傍晚，他和两个留下来的年轻人在养殖场里一起吃的饭。——说是年轻人，其实比他小不了几岁——一个负责运输的，一个跟着堂弟干杂活的。三个人一人一碗面，蹲在养殖场的门口吃的。碗是搪瓷的，筷子是一次性的——有人从乡里集市上带回来的一包。
吃了几口以后，负责运输的那个年轻人——姓刘，比王威小三岁——把碗放在膝盖上，嚼着一口面，说了一句：“威哥，你说你当年怎么就没出去呢？“
王威把嘴里的面咽下去，没有马上回答。他蹲在门口，碗端在手里，面的热气在秋天的空气里很快散掉了。
“你走了谁来养？“
小刘没有再接话了。他把碗里剩下的面几口扒完，连汤都喝了，站起来把碗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下，放回厨房里。然后他在门口站了一下，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隔着烟雾说：“不走，拿什么养。“
王威蹲在原处没有说话。他把碗里的汤也喝完了，站起来，也把碗冲了。水龙头里的水已经凉了——秋天了，地下水开始变冷了——冲在手上能感觉到那种凉正在一分一分地加深。他把碗放好，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回院子里。小刘已经抽完烟走了。院子里没有人。鸡舍那边的灯还亮着——灯下没有人，光落在空地上，照着一小片在晚风里微微颤动着的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