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 也不“正”了。从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 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
又何况司马氏倡孝道又是那么虚伪!看看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否!他们做了不孝的坏榜样。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们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 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原来这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戏终归是演戏。晋朝以孝治天下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
晋朝重孝却是少孝子，以孝治天下和九品中正制一样，都是导致朝廷积疾，羸弱不堪的主因。
“朝廷重孝，以孝治天下，不过是自欺欺人！”林易又接着大声道。
“殿下身为朝廷太子，竟是讲出如此大逆不道，真是让老夫好不失望！”张华面露不悦道。这张华却真是个老顽固，就因为这贾南风是太子的名义上的母亲，他就一直不支持林易起兵以武力废黜贾后。司马遹就是始终被这孝名所累，这才是逆来顺受，因此东宫之中是空有四率精兵数万，却是十分窝囊地死于一个妇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