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回到出租屋，电脑刚打开，陈志远的电话便打了进来。
“方便讲话吗？”
“方便。”
“MarCUS方面最近没有联系你，也没有向医院施压，对吧？”
“没有。”
“韩明哲刚把公开信息发给我了。取消临床工作，退出学术活动，停止对外回应，这套动作符合律师建议。”
贺知舟把年会演讲初稿调出来。
“他们准备认罪？”
“现在还不能这么判断。保持沉默不等于认罪，只能说明他的律师认为继续公开对抗的风险更大。”
“具体风险？”
“公开声明可能和后续问讯冲突，继续联系证人容易被解释为干扰调查，频繁转移研究资料也会留下痕迹。”
陈志远翻动文件，纸页声靠近听筒。
“立案前，他可以用机构声明影响舆论；立案以后，每句话都有可能进入卷宗。”
“所以他选择不讲话。”
“标准策略。减少动作，配合调取，等检方拿出证据，再决定是否承认部分事实。”
贺知舟看着屏幕上的预警机制流程图。
“他会推给谁？”
“有可能推给项目执行人员，也可能强调术中情况紧急，把追加用药包装成临床判断。”
“原始医嘱不存在。”
“这点对他不利，药品领用记录和生命体征时间线也对不上。”
“修改记录呢？”
“如果技术鉴定确认了补录时间，责任会更重。”
陈志远换了份文件。
“另外，医院的配合程度比前期高。伦理委员会冻结职务以后，院方没有继续替他发布公开声明。”
“开始切割了？”
“法律层面叫风险控制，大家理解的意思差不多。”
桌上的手机又亮了一次。
韩明哲发来柏林医学论坛的页面，MarCUS原定下个月参加的三场专题讨论，嘉宾名单里已经找不到他的名字。
其中一场的主题恰好是临床研究诚信。
贺知舟扫了一眼，关掉页面。
“他沉默多久都没用。”
“你还是认为结果不会变？”
“证据不会因为他请假消失。”
“这点没错，不过调查结论需要时间。你别在这段时间自行联系涉案人员。”
“我没兴趣找他。”
“也别接受媒体的远程采访，最近有两家德国媒体在打听你的身份。”
“都拒了。”
“很好，继续保持。”
陈志远那边安静片刻，杯子碰到桌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实话，他全面停止工作，已经算是间接承认局势不利。继续留在手术台和学术委员会，只会让医院承担更高的风险。”
“他以前最在意这些位置。”
“所以律师能劝他全部放下，说明眼前的风险比名声更重要。”
贺知舟把演讲稿翻到数据权限页。
“名声是他自己的事。”
“你只看案件结果？”
“还有对Anna责任认定的更正。”
“检方核查完成以后，我们会推动医院撤销原处理意见，恢复她的职业记录。”
“患者呢？”
“涉案患者已经被纳入受害人联系程序，目前由德国律师对接，家属愿意配合。”
屏幕上的流程图缺了一条外部审查路径。贺知舟补上箭头，又把医院内部自查的权限降低一级。
“那就继续查。”
“不管他沉默还是反抗，结果都不会变，对吧？”
“嗯。”
陈志远没有再劝他放松。
几秒后，电话里传来文件夹合拢的声音。
“还有一项进展，我本来准备明天发正式邮件。”
“什么？”
“检察院那边的调查速度比预想中快，他们已经传唤了夏里特的三名证人。”
贺知舟停下鼠标。
陈志远补上最后一句。
“据我得到的程序通知，下周会正式传唤MarCUS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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