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后赐婚，一个懿旨就终身恪守，矢志不移。对老太后也时有怨言，说老太后对不起她，委屈了她，但始终“怨而不怒”，至于发发牢骚，没有背离老太后的旨意。一直到死，这种封建思想贯穿了她的一生。
跟太监刘祥的结婚，不过是老太后的一句话，到民国初年，刘祥病死，又改朝换代，她的年龄也不过30出头，对老太后的懿旨也好，对刘祥的夫妻情义也好，都可以说是仁至义尽，问心无愧了，很可以另嫁新人，度她的后半生。不，她不，她说：“他们活着，我对得起他们，他们死后，我也要对得起他们!”我们听了后又可怜又可敬!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唯有一死报君王”的思想，紧紧地缠绕在她的身上。
屈指算来，庚子年(1900年)她20岁，到1950年，整整70岁了。这时，她心情惶惶，预感到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到西郊去住。我们猜测她要住在恩济庄附近，找个旗人家，最多住上一二年，求那里的乡亲，死后，把她埋在刘祥的墓里和刘祥并骨，也就完成老太后指婚的命令，也可算对大清国的一份忠心了。
她确确实实是个奴才，但她有为人的道德
可惜的是，我们才拙笔笨，不能把她委婉的如絮如云的故事记下来，更没有隔窗听语的本领，把她那清脆美妙的语言记在纸上。阴阳路隔，我们只能怀念这位故人。《文心雕龙》里曾说过：“方其搦管气倍辞前，迨其成章半折心始。”说白了就是：当刚拿起笔来时，觉得有好多的话要说，等到写完了一看，也不过写出心想的一半。成名的古代作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两个小卒
《宫女谈往录》就结束在这里。
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
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
我和金易兄和他的夫人，已经是50年的老友了。50年过从，我们不仅在学术上切磋，而且确实经过患难中的考验，这是可以仿之于古人的。
他退休之后，不废读书，肆其余力，写出20几万字的《宫女谈往录》，连续发表在《紫禁城》杂志上。他的才力、记忆、瞻博，都令我折服。
我多次是他的手稿的读者。“老宫女”的故事引起我不少回忆。应该说：我是先于金易兄认识这位老宫女的，或者说金易兄是由于我才认识了老宫女，但老宫女到他家去当保姆则不是我介绍的。这话说来长了。
1942年，我遭变失学，家乡兵燹，困居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说公寓是指它过去。日寇占领北京，百业萧条，学生锐减，这个公寓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杂院了，堪称“寓公”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公寓”的主人，是北大老校工，总是旧相识，就接纳了我。他管收拾屋子，供应茶水，照管门户，伙食则自理。
那是一个不规格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房主和妻子儿女四个人住；东西房各五间，除我占一间外，其余九间分住了八户人家，都是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小职员或工人；南房三间有一间是门道，住人的只有两间，住的是一位老姑娘和她的两个单身的弟弟。两兄弟早出午归，像是菜贩子，这位老姑娘就是金易兄笔下的老宫女。九家房客中，只有她和房东是亲戚关系。
我的这位老校工房东是个老实近于怯懦的人，家里真正的主人是房东太太。这位太太小房东十多岁，是一个很“外场”的人。因为房客穷人多，房租免不了拖欠，甚至有时向他借借找找，于是她便以恩人和保护者自居；住户都是她的臣民，即使对我也常有点“颐指气使”的派头，颇像一位长者。而对南屋则好得多，但也仅限于对老宫女，对那两位“菜贩子”也常有不屑之辞，或显出揶揄的颜色。
时间住久了，老校工不在家，问茶送水的事，免不了由太太承担。这颇使她感到“降贵纡尊”，有时便坐在我那唯一的旧藤椅上，吹一通家世，诉一通委屈，间或滴几点清泪，很使我同情而不失敬意。这样也换来她对我的好感。
从她断续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了她以及老宫女的一点简单情况。房东太太是旗人，改汉姓，姓桂。父亲曾在警界做过巡官(清末民初，警官警察中旗人颇多)。她曾说：“30年前，前门一带，街面铺户，更不用说穿号坎的，谁不知道桂五爷呀。”她说：老头儿(老校工)是裁缝，常年给我们家做活儿。取送活儿只能在门房落脚，不叫他，他进不了上房屋。……不过看他人还老实，有个手艺能混饭。……咳，这就叫“人不能和命争啊”!言罢不胜今昔之感。这我才了解，老校工吞声忍气，不仅是老夫少妻，还有点主奴的关系，小姐下嫁，自然主子的身份降不下来，相应的奴才身份也升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