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儒家的治国治民的入世思想抨击佛老的出世思想，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国大义。欧阳修的《本论》可以说是确定了一个国家兴盛、强国强军的基调，倡导多学礼义，用仁义教化万民，虽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扬儒家才是治国根本。范仲淹在1027年《上执政书》中说，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经道经“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这一思想的还有王令有的《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李觏的《潜书》《富国策》等。
第三，深刻揭露佛道两教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害。当年韩愈曾斥责佛道造成人民“穷且盗”的事实，李觏在《富民策》中列举了佛老十项危害，诸如男不耕女不织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曾巩也发文《兜率院记》，说一个小县，出家当和尚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寺庙建得宏伟华丽，和尚们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马车，日子比封疆大员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为夷狄，佛道乱了中国的礼法文化，这算是老生常谈了，石介《中国论》、曾巩《说非异》、欧阳修的《本论》中均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证明佛教的骗人事实，众多儒士们翻着本本古籍，从里面找寻了若干件可以证实佛教不灵光的案例，加以综合后一一罗列出来，如余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时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儒士们的家国情怀更来越高涨。
据史料记载，1029年六月，当年真宗花费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被一把大火烧光，那一大片焦土废墟着实丢皇家的面皮，所以太后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吕夷简、范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对，认为这都是因为真宗造的孽，听信了方士们的妖言，蠹耗无数财用，所以才天降灾祸“戒其侈而不经”，如果再花钱重修，还会遭到天罚，坚决反对重建，薛讽、贾黯等人也表示不应重建。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反对崇道，另一方面又用天道来说事。
你们反对重修玉清宫，仁宗母子感觉对不起天上诸神众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装修太一宫和洪福院，既然不让我重修动大工程，我搞点装修总行了吧。结果工程预算员说得需要不少建筑材料，别的不说，仅上好木材就得九万多根，据说陕西那里有好材料，还没等仁宗派采购员出发呢，当时刚请辞离京下基层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就听说了，立刻上疏坚决反对，请陛下“罢修寺观”，你这样大兴土木，是在劳民伤财。十几年后，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赵光义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烧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时候，余靖、蔡襄等纷纷上疏反对。仁宗末年，司马光又给仁宗交了份《论寺庙额札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办，给那些“自来未有名额”的寺庙、道观都赐了名，意味着这些黑户从此就合法了。司马光说“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就连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对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况那些没什么格局的乡间儒生和腐儒们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儒士们一直处于上风，直到张载、二程的理学兴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学。在这种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对于宗教的态度虽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出台一些限制宗教的政策。比如斋醺由过去一年四十九次改为二十次，五节天下赐宴的活动也取消了，同时还大量裁减了各地宫观的保洁员和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