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从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减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标，还关停了大量没有正式执照的寺庙。这里有一组数据，从真宗末年开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总数分别是：1021年约50万，1034年约45万，1042年约41万，1058年约31万，1068年约27万，1077年约25万，1078年约24万，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规模缩减了一半左右，相应的，国家在新建、修复的寺庙宫观上的投入也大量减少，并且一改以前的动不动就是大工程、大制作、豪华装修的侈华风气，节省大量人、财、物的同时，也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不过，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数是在他执政的前期，这也符合一般规律，多数当权者初期都是雄心万丈，想着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条，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中以后那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以仁宗在庆历以后就有所放松，当然这和他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崇佛礼道也有关系。
有一个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没有办法说出仁宗你就应该反佛反道来。由于真宗给赵家找了一个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弃崇道也就意味着背弃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坚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对道教就意味着不孝，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孝道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道教文化对仁宗和士人们的千百年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宋初期道教的兴盛，对士风和文风的影响是深远的，真宗曾经作过一首《崇道赋》，说“朕观三教，惟道至尊”，有这种思想的，绝不止他一个人。道教所构建的那个越来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对于人类的心灵影响之强不是一句儒学才是治国根本所能抹杀掉的。道教对士人的影响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隐士的增多，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为了逃避动荡的社会，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陈抟、九僧、陈辅、潘阂等，他们大体上都为了追求那种淡泊宁静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还有一种隐逸的人，不是有句话“大隐隐于世”嘛，他们是隐于庙堂之中，有学者定义这种隐逸模式为“吏隐”，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隐的表率，仁宗时期的典型代表有范仲淹、欧阳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称，但被贬的官员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比如范仲淹就曾经三起三落，有了一个“三光”典故。被贬以后的他们才发现，虽然一直在被教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具体要怎么调节自己被贬被冷落的心情却需要自己去解决，于是道家的隐逸、洒脱就成了他们化解郁结的方法，比如范仲淹发配到越州时赋诗一首曰：
越中山水绝纤尘，
溪口风光步步新。
若得会籍藏拙去，
白云深处亦行春。
苏舜钦退隐后也说：“吟对疏钟俗机尽，已疑身世属仙曹。”
后世人对仁宗时期这些吏隐的宠辱不惊、淡泊洒脱悠然而神往，而这种风气又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的文风，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这些大人物们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比如范仲淹的《寄西湖林处士》《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梅尧臣的《咏严子陵》，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心底那种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释、道相互影响、渗透的时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种内敛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关的文化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驾驭得了，点到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