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陶弘景〈吴太极左官葛仙公之碑〉载：
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
据此可见，汉晋丹杨葛氏家族是一个标准的儒教世家，其王莽时代的先祖就是坚守儒教尽忠报国大义的高级士大夫，这位先祖的下一代葛浦庐、葛文兄弟俩，既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又能表现孝悌礼让的美德，堪称儒教士大夫的典范。葛浦庐自下邳迁居丹杨以後，仍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传统。传到葛洪的祖父葛系、父亲葛悌（二人名据《晋书?葛洪传》），都是孝悌忠信，高官显爵。这个家族总体上何曾有背弃儒教归依道教的异端倾向？
刘屹近著《神格与地域》，内有“晋宋『奉道世家』研究”一节，考证颇详。该节“结语”中有谓：
世家子弟个人的信仰选择，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父子孙相系、全家世代奉道。如王献之的儿子跟随高僧慧远出家为道敬法师，郗愔与郗昙兄弟虔诚奉道，而郗愔之子郗超却奉佛，著有《奉法要》。可见，道教信仰在东晋士族那裏首先是依个人志向、情操而定的，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家传信仰和组织纽带在起作用。
其说有理，可为本文拙论添加旁证，形成支援。
葛玄、葛巢甫等人的弃儒学道，葛洪的“道本儒末”式兼修儒道，显然都只是他们背弃家族主流传统的个人边缘化行为。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显然是儒教而不是道教。
其二，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是不是“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
《抱朴子内篇?金丹》明言葛玄师从左慈受金丹仙经，葛玄的道法也没有直接得到任何一个家族子弟的传承。以致他的隔代族人葛洪还必须到家族以外寻求道法明师。据《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述，葛洪虽然“幸遇明师郑隐”，而且知道郑隐正是葛玄的徒弟，但开始一段时间葛洪并没有继承葛玄遗产的清晰志向，以致郑隐批评他“意在於外学，不能专一”。而且郑隐也并不因为葛洪是葛玄的侄孙就马上重点培养，他只是在发现葛洪“有甄事之才，可教也”之後，才给予特殊对待。
葛洪的道法是曾否向家族子弟传承，也找不出可靠的证据。收集稗遗文献，可以找到几个葛洪徒弟的名字，一是滕昇，见於《神仙传?序》；二是海安君望世（尚不知是海安君望世一人，还是海安君、望世二人），见於《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引《真一自然经》；三是黄野人，见於《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四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一百八十九引《罗浮山记》。看来他们都不是葛洪的族人。《晋书?葛洪传》称葛洪晚年赴岭南时“将子侄俱行”，但这些子侄们大概不是跟著道士葛洪去学道，而是跟著勾漏令葛洪去谋世俗前程的。所以葛洪不当官而到罗浮山炼丹以後，跟随他南来的一个侄儿（兄子）葛望就去出任广州刺史的记室参军了。葛巢甫的道法与葛玄、葛洪迥然不同，他造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等新灵宝经，为灵宝派起到了奠基作用，富於独创性，显然不是由家族继承来的。
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都不是家族内部传承的结果。这样也就进一步印证了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内部没有道教信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