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葛氏道教世家”说和“葛氏道流派”说一样，都不能成立。
葛洪从儒家的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葛洪对凡是与儒家神仙观有违的观念进行了反对，他对老庄道家的态度亦是如此。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学成的。有些人多年执着求道，却不得其方。验之无效，求之无果，皆因学道之人“不分道书良莠而求长生之效”。如“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有况不及者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于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薮，不亦惜乎?”
葛洪认为老、文、庄、关“泛论较略”、“永无至言”，显然是指这些书籍无关神仙之事。言下之意，只有大谈神仙，才是“至言”。道徒暗诵五千言，不得要领，于修道无益。能力不及者，更为徒劳。因此，对于《庄子》宣扬的齐生死观，葛洪的反感就更为用力。他认为，《庄子》“或复齐生死，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庄子》离神仙如此遥远，当然不值得学道之人耽玩。
众所周知，在《老子》和《庄子》内篇中，并无长生不死的思想。《老子》只讲长生久视，《庄子》虽讲“养生”，但主要是指追求精神上超脱，而非**不死。在生命观上，老庄道家和道教仙学存在着严重冲突。《抱朴子》中有许多神仙言论，如：“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死为贵耳”。葛洪对《庄子》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大加笞伐，便是从道教仙学宣扬肉身可以不死的神学目的论出发的。因此，清人孙星衍在《校刊抱朴子内篇序》中评价《抱朴子》时说：“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
葛洪还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反对老庄。“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以此为原则，葛洪对老庄思想体系中除养生之外，凡违背儒家政治立场的内容进行了批驳。如《外篇·用刑》云：“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措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校瓦胾无救朝饥者也。”这即是说，老、庄是不能“救朝饥”的“诞谈”，申、韩才是为政之“实事”，其着眼点在二者的“为政”之“用”。他还说，“道家之学，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如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以捕鼠……，治理国家还得用儒、法的那一套理论。葛洪还声称自己“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对庄子言辞怪诞、超脱世外、贬毁忠贞仁义十分不满。因此，在他看来，《庄子》之言丝毫无益于社会：“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很显然，以上评价均是以老庄对社会是否有“用”为标准的。他曾说魏晋士人的言行是“污引老庄，强为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