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这段时期如何确定主体脉络，来使后人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借鉴，崔鸿采用的是纪传体记录，但巧妙的破旧立新，将各国史书分别录制，并改为录，如前赵录、前秦录、蜀录等，而将国主纪改为传，采用不附正朔，自相君长的办法避免了主客混乱。同时各国史彼此独立，以各自年号为时间线记录各自史事。国主事迹则以正史本纪体例记录，抛弃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是史书记载的一大进步，对于民族融合是有正向作用的，所以其历史地位极高，后世北齐人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房玄龄编修《晋书》，北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都曾以此书为借鉴材料。
而这本划时代的史书实际上是崔鸿私著的，所以相对客观公正，用心著史者往往视之为毕生之功业，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倾注心血散尽家财。所以崔鸿为了将率多分散的各国史书收集起来，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径自笔录搜集史料，用尽了家财和俸禄，自己却过着清苦无比的生活。
自景明元年即公元500年开始，直到正光三年即公元522年才完成《十六国春秋》，整整坚持了二十二年。而更为人所动容的是，其实在正始三年即公元506年十六国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有蜀录五卷因为没有材料而无法书写编辑，崔鸿遍寻各地希望得到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可即使重金访购依然不得。于是这位带着一片赤诚之心的兰台史令默默等了二十年才得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蜀书》，最终完成了这一宏伟著作。而三年后即正光六年公元525年，崔鸿即因染疾而病逝，年仅48岁。但由于这本书在叙事上依然还是以晋为正统，害怕忤犯北魏朝廷，所以在崔鸿生前并没有被公之于众，直到崔鸿死后，即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公元528年，其子崔子元才缮写了一部，奏上朝廷，藏于史馆。
受历史的局限性，崔鸿当时是以各国分别著录进行史书记载，今天的我们则可以以一个更加客观独立的角度，去看待那一段纷战不休、群雄并起的时代。一般认为以历史进程的主导方为树干，而以地区政权为枝丫去看待这段历史会更加简洁明了。历史主导往往以中原地区的争夺为主，特别是对于古都洛阳的占据更是一个政权得以为时代主体的标志。
事实上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凡是得以控京洛而临孟津的政权，往往都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而在此期间主要有四个前后相继的王朝出现，即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氐族贵族苻洪建立的前秦政权、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事实上主导了历史进程。同期处于西北、东北、西南三个地区，也在百年期间相继建立了十数个独立政权，而这三个地区的独立政权又可以以前秦政权的兴衰为分割线划分为前期政权和后期政权。这样以主干四国、枝丫三区和两期政权为标准去看待五胡十六国时期就会发现不仅不再混乱不堪，反而非常清晰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