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今山西太原的刘琨寄给石勒言辞恳切的招抚信，并没有对石勒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此时身在江淮地区的石勒将大军驻扎在葛陂，一边督促农业生产，囤积物资，一边赶造船只，意欲渡江作战，一举攻下建邺。石勒举兵数年，跟随过诸多地方豪强，虽然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但石勒在北方其实并没有根深蒂固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像湖中孤舟一样，到处漂泊不定，所率之兵都是各地流民或者边地杂胡组成，和他并没有什么宗族血缘可言，这些人今日可受他石勒统帅，明日也可从他人之号令。
在那个大多数豪强都是靠着宗族或者部落起家的时代，起于微末，而又身为胡人的他是孤独的。他不能像刘渊或者鲜卑拓跋氏那样率领着自己的族人南征北战，立国为王。也不能像刘琨那样以晋室之名，兴王者之师，一呼百应。他只能在夹缝中卑微的求得一线的生机，而所建之功业仿佛也终成他人之嫁衣。所以刘渊、刘聪父子屡次授其超出人臣的殊礼封号，他却始终不敢接受，只能一次次推脱那些虚衔名号，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扩张自己的实力。
也正是基于比，石勒自举兵以来，面对北方匈奴鲜卑等部族的强大攻势，他一心想要南下谋求一块自己的地盘，这样既可以保存实力，又可以规避被当时进攻势头正猛的匈奴鲜卑吞并消灭的风险。所以他最初希望经襄阳过长江，占据江汉地区以求立足，但最终没能成功，只得退回江淮地区再做打算。这一次石勒希望从长江下游地区即今天的淮南地区进军，意图消灭受王导和南方士族等人支持据守江南的晋元帝司马睿的势力。
而北方军队想要进取江南历来只有三个突破口，一是占据川蜀地区，顺江而下，二是从今河南湖北的交界地区，即古代的襄樊地区进军江汉平原，三是从今淮南扬州地区攻取南京镇江。不管是晋朝灭东吴，还是后来的隋朝灭南陈都是如此。而石勒身在江淮，不可能北上经关中或者走上庸等地，攻汉中进取蜀地，只能进攻江汉或者进取南京。而夺取江汉地区的尝试，石勒已经失败了，他若想南下谋求地盘，现在只有进攻南京这一条路可走。所以他才将大军囤集在江淮，其目的昭然若揭。依长江天险，据守建业的司马睿并不是昏聩之主，同样深刻的意识到石勒想要做什么，所以他果断的派领多位将军率领江南之兵大规模的驻扎在淮南寿春，严阵以待石勒的北方铁骑，这无形中给了欲要进攻的石勒以巨大压力。
正值此时，南方地区多雨，石勒的士兵又多为北方人，远道而来，根基不稳，粮草军需难以供给，多大半数的人都因饥饿和瘟疫而死去。很多人认为古代北方军队难以攻克南方政权的原因是因为长江天险，但事实上由于南方的细菌感染所造成的瘟疫，对北方军力的损害和威胁绝对不亚于长江。当年的曹操以及后世的金朝完颜亮都深受其害，瘟疫成为了南征路上最难以预料的绊脚石。而因此导致折戟沉沙功败垂成，致使英雄饮恨的实在太多。所以攻取南方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渡江，是如何才能快速取胜，而不陷入僵局。只要不进入对耗阶段，北方军队一般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减员情况，而如果可以迅速接战，往往就可以取胜，进而突破长江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江南。晋灭吴和隋灭陈都是通过多点进攻突破，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斗，避免陷入僵局，从而避免重蹈粮草不济和瘟疫横行的覆辙。
而石勒很明显没有晋隋那样举国之力南侵的兵力优势，所以当石勒兵据江淮的时候，不管他的意图如何，老天已经为他安排了要么退要么死的结局。但石勒还没有看清时局，只是在苦恼如何破局。所以在石勒的军营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看晋军大军聚集，而自己这边又大幅减员，力量对比已然扭转，遂请求石勒先向晋朝称臣，表示愿为晋朝收复北方失地，然后从容撤退。一部分则认为应该与晋军硬刚，趁晋军尚未完成聚集，可以攻其不备，以少数奇兵斩杀擒获其将领，夺取城池粮米，进而攻破丹阳，平定江南，一举歼灭司马氏的宗族遗民。
石勒本就想进取东南，这一通意淫的突击战术规划，投其所好正说到了石勒的心坎上，就像一针催命的鸡血一样打在了石勒心口。兴奋异常的石勒，当即赏赐了提出进攻方略的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各一副铠甲和马匹。正在兴头上的石勒可能有所顾虑，所以又询问自己钦定的谋主张宾，本就反对南下谋求根据地的张宾直接给头脑发热的石勒泼了一大盆冷水。首先就提醒石勒刚刚屠戮了晋朝宗室诸王数十人，对于晋室而言其罪过，别说罄竹难书，即使把石勒的头发拔干净也说不清呀，晋人恨不得生啖其肉，怎么可以愚蠢的向晋朝称臣呢，这是在自蹈死路。其次告诫石勒去年计杀王弥以后就不应该南下驻扎于此，如今数百里地均天降大雨是老天爷在提醒你，天时不利不要再一错再错，最后又建议石勒应该回师北上占据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