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闻言欣然接受，派支雄、孔苌等骁勇将士从文石津捆木筏偷渡，而石勒则率大军从酸枣向棘津进军。而对面的向冰也不是木头，他闻言石勒将要渡河，就想要把自己本来停在岸边的船转移到枋内即港口里面。可正好碰到支雄等人来偷船，支雄一面拖走了向冰几十艘船来运自己的兵，一面又让自己的主簿鲜于丰去挑衅向冰，促其出战。结果向冰是个草包将军，犯了孙子兵法中所强调的将之过，用兵之灾的五危，即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中的忿速可侮也。在不了解敌军虚实的前提下，仅因为对方的挑衅就暴怒出击，结果自然为早有预谋埋设三处伏兵的鲜于丰所击败。而其所囤军资皆为石勒大军吞没，本已饥寒交迫濒临崩溃的石勒部队得此补给，瞬间满血复活，军威大振，旋即长驱直入而攻邺城，于三台攻北中郎将刘演，其部将临深、牟穆等人望风而降，率数万士兵投降于石勒。
刘演其人即为据守晋阳即今太原的晋朝名将刘琨之侄，石勒自江淮而还，本意欲先占据三台为据点，进而攻陷北方重镇邺城。但是刘演领兵数千所据守的三台之地异常险固，短期内很难攻克，而张宾认为石勒若想在北方有大作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据有幽冀的王浚和坚守晋阳的并州刺史刘琨。因为二者虽然和晋朝宗室几乎失联，但是其均为晋室旧臣，二者所守之地在北方连成一片，对于任何意欲统御河北、图谋天下的人都是巨大的威胁。王浚虽然自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以来即假立太子，且设行台、置百官，自立为帝之心昭然若揭，但终归还是晋室之臣，若为人相攻，必会求援于其他仍然残存于北方的晋朝势力，而晋朝其他势力也必然会相机出兵以援其急，特别是刘琨、王浚更是处于唇齿相依之境，而唇亡齿寒之理勿用多言。所以石勒想要雄据河北，首先就要破除王刘两大势力，最好是用计使其相攻，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即使退而求其次，也要保证攻其一，而另一个可以作壁上观不相救。
在这样的大战略规划基础上，张宾遂即指出应该先趁王、刘不备，迅速占据罕城，以其为据点，囤积物资粮草，并向西上书位于平阳的汉赵皇帝刘聪，请求其允许自己持王命平定并州、蓟州等北方之地，这样出师有名，不会为朝中君臣猜疑，行齐桓晋文尊天子以令不臣之事，如此一来则宏图霸业可成。同时也明确告知石勒，如今天下大乱，人心惶惶，鼎沸之时，争乱方始，各地的谋臣良将，割据军阀个个处于游离彷徨无所依存的状态。如果身为将军没有一个明确的志向所取，则难行万全之策，难以控御九州。在这样纷争不休的世道里，得土则可生，失地则必死，所以石勒不能再继续游离下去，过打一仗胜了就抢掠一波，败了就立马溜走的日子。必须占据一个依山傍险，可以据守建功之地，而河北之地，赵之故都邯郸、襄国皆为可守之地，应该择其为国都，好生经营，然后再令诸将率军出击四方，出奇谋行大事，将亡者首灭之，可降者为之留，兼并弱势之地，攻击愚钝之人，这样即可荡平河北，奠定帝王之基。
石勒听罢张宾这一番慷慨陈词，感觉仿佛看到了张良在世，自己则如汉高祖刘邦一样，成就宏图霸业近在咫尺。忍不住赞叹道：“右候所言如醍醐灌顶，真是太好了。”遂即率军进据襄国，自此以后襄国城遂成为石勒统一北方的大本营，也是之后其建立的后赵政权首都，是后赵前期的经济政治中心，直至后赵建武元年即公元335年石虎迁都于邺城，才被改为襄国郡，降为陪都。而在据有襄国之后，张宾考虑到大军囤积，必会引起刘琨、王浚的猜疑和忌讳，而修筑城池和军事工事需要时间，若二人突然发难做出反应，恐襄国城未坚而池未深，物资不足之时，其大军即至。所以他建议石勒趁秋收之时，劫掠周边郡县四野的作物粮谷，以备战时。同时再派使者入都城平阳上书汉赵皇帝解释自己驻扎于襄国，囤积物资的原因，以免引起君上猜疑，腹背受敌。石勒皆一一顺从照办，一面率军攻击冀州郡县固守的壁垒，使其归顺，纳粮于己，一面又上表皇帝刘聪自己的作战规划，刘聪遂任命其为使持节、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允其开府，并增食邑五万户，真是恩宠有加，同时也扫清了石勒进取北方州郡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