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8年，即石勒在北方的劲敌刘琨被段匹磾弑杀的同年，石勒的运势走到了人生中的顶峰，其所归属的汉赵皇帝刘聪重病不治。在刘聪弥留之际，深知石勒拥兵居河北，对于汉赵政权存续影响极大，遂极力希望以高官厚禄拉拢石勒，使之臣服忠诚于新君少帝。但面对日益壮大且已经独立在外的石勒，他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终归只是一厢情愿。刘聪曾两次征召石勒，第一次希望石勒能在其死后受遗诏辅政，升其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借此来使石勒受制于君臣之义，而不敢轻易有篡逆之心，但石勒既知其心所为何，又深知己心将欲为何，所以对这种吃力不讨好，反受其制的辅政之事，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欣喜，所以果断拒绝了刘聪的认命。而刘聪见石勒不从，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对其进行大加恩宠，依然命其为大将军，持节钺，增封十郡，以求拉拢其心。但石勒身居河北，早就已经独立在外，根本不在乎汉赵皇帝的封赏虚名，所以为了不受制于人，更为未来的顺利脱离做准备，石勒果断第二次拒绝了刘聪的拉拢。
而病入膏肓的刘聪，已经没有精力再和石勒继续拉扯迂回，即使他深知石勒是汉之曹操、魏之司马懿，他也已经回天无力。更何况石勒还在极力避免陷自己于不义之地，一而再的拒绝他抛出的橄榄枝，既不愿为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又不愿为司马尽心竭力。其用意更加险恶，其不臣之心更是表露无遗。汉赵之社稷在其虎视眈眈之下，必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
如今之汉赵甚至不如当年之曹魏，不仅忠臣难觅，甚至于连能臣都不愿辅俾新君。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的刘聪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就在这样压抑无力的背景下，曾俘杀晋朝怀、愍二帝，一手促成永嘉之乱，颠覆晋朝社稷，攻洛阳，陷长安，开疆拓土，继续其父胡汉分治体制，稳定国家政局的汉赵皇帝刘聪颓然离世。只是徒留下，一个日渐残破，混乱不止的汉赵江山。而其为新君所设计的辅政班底，更是为汉赵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刘聪本是刘渊侧室张夫人所生，并非嫡长，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其当时凭借军事力量优势借机发动宫变，弑君篡位，方得玺绶。也因此对于自己的君权合法性始终没有信心，曾想在死后将权力归还其另一个异母兄弟刘乂，所以在其当上皇帝后没有立太子，而是将刘乂立为皇太弟，而在古代君主制下，皇太弟即为储君。而刘乂的母亲是刘渊另一正室单皇后，刘渊死后则被刘聪尊为皇太后，所以刘聪此举至少名义上是意欲将皇位传给刘渊正室子孙后裔。
由于汉赵是匈奴人所建，所以在固有伦理观念上与汉地有所不同，如匈奴人支持收继婚，即所谓父妻子继，兄死娶嫂的婚姻制度。汉元帝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就曾被迫遵循胡俗，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诚然这是草原部族为了防止本部族财产资源不被分割流失的无奈之举，但在儒家思想兴盛的汉地却为人所不耻，甚至于以法令进行明文禁止此等**行为，延及后世。《明律集解·附例·户婚》中就对此进行严厉打击，即律法：“兄亡收嫂，弟亡收妇者，各绞。”
魏晋时期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汉赵政权，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匈奴部族的传统风俗。所以汉赵对于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也已经基本遵循儒家思想。但刘聪诛杀兄长篡夺君位，其道德层面其实并不高尚，在其成为皇帝后遂即与其主母单太后有染，为时人所不耻。单太后的儿子，即被封为皇太弟的刘乂获知后，更是愤恨，遂对其母进行劝谏，最终单太后惭恚而死。而汉赵政权内部此类**之事，围绕着刘聪生前死后屡见不鲜，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类卑劣之事最终却演变成了，导致汉赵政权倾覆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