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虎擅自贬黜石弘为海阳王，意欲取而代之的时候，后赵内部并非无人敢于反对，随蒲洪一起归附的羌族首领姚弋仲就对此事非常反感。石虎当时称居摄赵天王，虽然没有直接称帝，但也是后赵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后赵附庸之臣西羌大都督的姚弋仲理应来朝贺，但姚弋仲却称病推辞不去，以至于石虎多次下诏要求他入京拜谒自己，姚弋仲这才悻悻然的前去拜见石虎。
姚弋仲虽然来拜见石虎，但却并没有半点来恭贺石虎初登大位之意，反而是当着石虎的面一脸严肃的质问他：时闻大王为声明于外的英雄豪杰，当年受先帝所托，扶臂托孤，希望大王可以辅佐新君，治国安邦。如今大王怎么忘记了先帝殷殷嘱托，反而强夺他人的君位呢？石虎闻言内心愤恨无比，心里恨不得把这个已经近五十五岁的老匹夫剁成八百块。只是姚弋仲素来品性端正，有君子之风，声望极高，不仅勇武有韬略，且其背后还有羌氐的支持，如果贸然杀了他，必然会激起一番大乱不可。
石虎虽然素来残暴不仁，但却并不愚钝，他分的清孰轻孰重，所以面对姚弋仲咄咄逼人的灵魂拷问，虽然知其不敬，他也只能按耐住内心的暴怒，尴尬的回应道：此非寡人之本意，只是海阳王尚年少，不知治政理国之法，恐其难以担此重任，故才勉为其难代其位来安邦定国，以避丧乱。这段话说出来，恐怕石虎自己都不会相信，姚弋仲当然更不可能相信，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后赵内部势力错综复杂，他一个外人纵使再看不过去，也着实无法改变。
但姚弋仲作为唯一敢正面，对石虎所做这般篡权谋逆的腌臜之事，提出异议的人，其勇气可嘉，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姚弋仲这个人确实性清俭鲠直，并非虚名而已。而在后来的世事发展中，姚弋仲始终秉持这种直言敢谏的作风，并因此为石虎所信赖，不管是后来石虎病重之时，受命平定太子东宫卫士梁犊叛乱，还是在石虎死后平定谋求自立的冉闵叛乱，都恪尽职守为后赵稳定局面，竭力避免国家的分裂崩溃。
直到后赵灭亡后，病重中的姚弋仲依然嘱咐诸子告诫他们，石氏待己不薄，自己本想为其尽力辅佐，可如今后赵已亡，石氏尽灭，中原无主，自己也没有办法。所以希望在自己死后，诸子应该尽快投降作为正统的东晋王朝，固守为臣之节，不要妄行自立，为不义之事。并在自己弥留之际特遣使向东晋投降，东晋因此封其为车骑大将军、大单于、高陵郡公等，而在其身后，其子姚襄续统其众归附晋朝。后来前秦皇帝苻生击败了姚襄，获其灵柩，敬其忠贞刚直，遂以王礼将其葬于西北故乡，即今甘肃天水冀县。享年七十三岁，其终之年为东晋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
在姚弋仲直面石虎表达对其篡政不满的同时，石虎也意识到自己的统治根基其实并不牢固，所以开始大肆提拔自己人进入中央，并拉拢石勒旧部，其中最为典型的即任夔安为侍中、太尉，并让其执掌尚书令，此人是当年随石勒起兵最早的部下之一，和被处死于军前的郭敖等同为十八骑之一。二者同为石勒起兵时的亲军，且皆为中枢重臣，一个小错大惩惨死军前，一个积极靠拢得保富贵，这天差地别的结局，也展现了在权力更迭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残酷现实，局势骤变之时，不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不同的命运，稍有迟疑就是万劫不复。在石虎废帝自立的荒唐剧中，后赵内部企图反对者，基本全被清除干净，其他积极迎合石虎的人则顺理成章加官进爵。后赵政权就这样草草完成了一场旧瓶装新酒的宫廷政变。
只是石虎其人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之主，他谋取帝位更多的是对权力的贪婪，而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他统治下的后赵民众生活困苦，科税繁重，哀鸿遍野。而石虎本人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极尽全力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石勒去世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后赵建武元年即公元335年，石虎在确定内外局势稳定，所有反对势力已经被扫除后，便正式开启了他恣意妄为的暴君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