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小时。我给了郑建国二十四小时，同时也给了自己二十四小时。
夜风从客运站广场上穿堂而过，把烤红薯摊的纸袋吹得在地上打转。我站在路灯下，看着手机屏幕上赵刚发来的那条短信——“还活着，没醒。医生说七十二小时内是关键”——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手机揣回口袋。
七十二小时。三天。杜国威能不能醒过来，是这盘棋最大的变数。我不能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一个昏迷不醒的老政委身上，但我也不能忽视他可能带来的信息增量。如果他能醒，画师的身份就会从他嘴里说出来；如果他醒不了，我就只能靠手里的碎片自己拼出那张脸。
我低头看了一眼冲锋衣内袋里鼓鼓囊囊的东西——两段磁带、一枚U盘、***铐钥匙、一枚警服纽扣。这些碎片如果拼得对，即使杜国威永远不醒，我也能把那张桌布从桌子上抽掉。
但前提是，我得先找到那张桌布的边缘在哪里。
我转身走回旅馆，穿过大堂，爬上三楼，推开房间门。房间里还是那个样子——床单皱成一团，枕头歪在一边，床头柜上放着那台磁带播放机和两段磁带。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把磁带播放机拿起来，按了一下播放键。
方远的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出来：“画师本人，是写下这份名单的人。”
我按下暂停键，把磁带倒回去，又听了一遍。然后我按下快进，跳到第二段磁带的末尾，杜国威的声音在沙沙的底噪中响起：“画师不是我，我知道是谁。但我不能说。”
两段录音，两个不同时间点的记录，指向同一个结论：画师真实存在，且身份高度敏感。而方远在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画师不是一个人”——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脑子里。
不是一个人。那是什么意思？画师是一个代号，被多人使用？还是说，画师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一张网？
我关掉磁带播放机，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拿起那枚U盘，在手指间转了两圈。这枚U盘是方远留给我的，里面装着他用命换来的名单。但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开看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一旦打开，就意味着我正式踏入了方远用死亡画出的那个圈。圈里的东西，可能是我承受不了的真相，也可能是我父亲清白的证据，更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深吸一口气，把U盘插进手机转接器里。
屏幕上跳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文件——一个加密的压缩包，文件名是一串数字：20081015。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认出来了。2008年10月15日，是我父亲被捕的日子。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片刻，然后点了下去。加密窗口弹出来，要求输入密码。我想了想，输入了我父亲的生日——错误。输入了我母亲的生日——错误。输入了我自己的生日——错误。
我靠在床头，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然后我坐起来，输入了六个数字：101015。
解锁成功。
2008年10月15日，这个日期本身，就是密码。
文件夹打开，里面是一份名单。名单上有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职务、一个日期和一段简短的备注。我快速扫了一遍，发现这十二个人分布在不同的系统里——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信访、媒体——几乎覆盖了整个地方权力网络的每一个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