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套。画师。我父亲。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开始缓慢地转动。
“王叔，”我说，“你还记得，当年我父亲的案子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电话那头，王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小逸，有些事，我本来打算带进棺材里的。但你既然问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你父亲被抓的那天晚上，郑建国来过我家。”
“他来你家做什么？”
“他让我改一份材料。”王叔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沉重，“那份材料，是关于你父亲案子的一个目击证人的证词。原来的证词里，那个证人说他没有看清凶手的长相。但郑建国让我改成了‘确认凶手是沈卫国’。”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突然变得冰凉。
“你改了吗？”
电话那头，王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改了。”
这两个字，像一把刀，精准地扎进了我的胸口。
“为什么？”我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来。
“因为他说，如果我不改，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你母亲。”
我闭上眼睛，感觉眼眶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我母亲。我父亲被抓的那年，我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如果她也被卷入那个案子，她根本撑不过审讯。
“王叔，”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小逸，”王叔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我知道你在查什么。但我必须告诉你——郑建国背后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你父亲当年之所以没有翻供，不是因为他认罪，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翻供，你母亲和你都会出事。”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摇晃。
我父亲坐了十年牢，不是因为证据确凿，而是因为他被人用我母亲和我的命，逼着认了罪。
而那个逼他认罪的人，是郑建国。
而郑建国背后的人，是画师。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窗台上，然后低下头，用双手撑着窗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夜晚冰冷的空气。
十分钟后，我抬起头，掏出手机，翻到赵刚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帮我查一个人——郑建国，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我要他过去十年所有的行程记录、通话记录、银行流水。”
三分钟后，赵刚回复了：“你要动他？”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几秒，然后打了一行字发过去：“不是我要动他。是他要动我。”
赵刚没有再回复。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走回床边，拿起那枚U盘，在手指间转了两圈。方远用命换来的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是确定的，第十二个人是身份待定的。而现在，我手里多了一个名字——郑建国。他不是画师，他是白手套。但白手套的背后，一定是那只真正的手。
我关掉灯，在黑暗中躺下来，盯着天花板，让大脑在黑暗中高速运转。
郑建国去见过我父亲。他从我父亲手里拿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是证据？是名单？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我父亲，在郑建国离开之后，在监室里坐了一整夜，没有睡觉。他在想什么？他在等什么？他是不是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到这一步？
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让这些问题像碎片一样在脑海里旋转、碰撞、重组。
然后，在凌晨两点十七分的时候，我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在被捕之前，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当时我没有在意，但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我的记忆里。
他说：“小逸，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记住一件事——真相从来不会消失，它只是被藏在了你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我父亲说的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我跳下床，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翻出那枚警服纽扣。这枚纽扣是我父亲被捕那天，从他警服上扯下来的。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一枚普通的纽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念想。
但现在，我把它举到灯光下，仔细地翻看。
纽扣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字很小，几乎看不见，但当我用指甲轻轻刮掉表面的氧化层之后，那行字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城南监狱，7号储物柜。”
我握着那枚纽扣，站在灯光下，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涌。
我父亲在十年前，就已经把答案藏好了。
而我，用了整整十年，才找到打开那扇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