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着手机，站在房间中央，感觉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粘稠起来。
林峰说，郑建国在三个月前调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之前，曾经去见过一个人——我父亲。
“什么时候？”我的声音比预想中更哑。
“八月十七号。”林峰的回答很精准，像是这个日期已经在他脑子里刻了很久，“那天是周四，郑建国以‘调研监狱管理工作’的名义去了城南监狱。他在监狱里待了四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是单独在你父亲的监室里度过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当时正好在查另一件事。”林峰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紧绷感，“那天我在城南监狱有个线人，他告诉我，郑建国离开之后，你父亲在监室里坐了一整夜，没有睡觉。”
我闭上眼睛，试图在脑海里拼凑出那幅画面——我父亲，坐在那个狭小的监室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着什么。而郑建国，那个我刚刚才锁定为“白手套”的人，刚刚才被我列为画师系统的关键节点的人，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坐在我父亲对面，和他进行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谈话。
他们在谈什么？
“你那个线人，有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我问。
“没有。”林峰说，“监室里的谈话是私密的，外面听不到。但线人告诉我一件事——郑建国离开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来的时候，那个信封不在他手上。”
一个牛皮纸信封。郑建国带进去的，还是从我父亲手里拿到的？
“沈逸，”林峰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在查什么，我也知道杜国威的事。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郑建国这个人，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他不是那种会被人轻易拿捏的角色。如果你真的想动他，你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他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查一下，八月十七号那天，郑建国去城南监狱的审批记录。我想知道，是谁批准了这次调研。”
电话那头，林峰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怀疑，有人安排他们见面？”
“不是怀疑。”我说，“是确认。”
林峰没有再问。他只是说了一句“等我消息”，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在床边坐下，盯着对面墙上那块斑驳的水渍看了很久。郑建国去见我父亲，是在三个月前。三个月后，方远死了，杜国威躺在ICU里，而我手里握着两段录音和一份名单。这些事件之间的时间线，像一条被刻意拉紧的绳索，每一个节点都精准地扣在另一个节点上。
如果郑建国是白手套，那他背后的人是谁？那个真正的画师，那个名单上“身份待定”的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汁，只有远处客运站的灯光在雾气中晕开一团模糊的光晕。我盯着那团光晕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翻到一条很久没联系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
响了两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但清晰的声音：“喂？”
“王叔，是我，沈逸。”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声音变得温和了一些：“小逸啊，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王叔，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还记得郑建国吗？”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钟，然后王叔的声音变得低沉了许多：“记得。他以前在政治部的时候，是我的领导。你问他做什么？”
“我想知道，他当年在政治部的时候，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干部考察、任免审核、纪律监督。”王叔的回答很简洁，“说白了，就是管人的。谁上谁下，谁留谁走，都要经过他的手。”
“那他有没有经手过什么特别的案子？”
电话那头，王叔的呼吸声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小逸，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说出了那句话：“我想问，我父亲的案子，当年是不是经过他的手？”
电话那头，王叔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缓慢，沉重，像一个人在回忆一段不愿意触碰的往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你父亲的案子，不是经过他的手。”王叔说，“你父亲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感觉窗外的夜色突然变得更浓了。
郑建国。当年在政治部的时候，负责干部考察、任免审核、纪律监督。而我父亲的案子，就是他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