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主席赵大姐红了眼眶，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反复念叨：“八百多人呢……这年还怎么过……”
马冬梅看着他们的样子，忽然想起了李承霄的话。她把欠条的事说了。
郑国祥抬起头：“要债？”
“对，要债。”马冬梅说，“方案不批，我们就先要债。欠我们的钱，总要还吧？”
赵大姐擦了一把眼睛：“我去。我嗓门大，骂人不带脏字，他们受不了。”
郑国祥也点了头：“我去找几个老哥们，门卫拦不住的那种。不过先说好，要回来的钱，一分不少全发工资。”
马冬梅点头：“按比例发。要回来多少，先发拖欠的工资。干部放在最后。”
当天晚上，讨债名单就拟了出来。第一批讨债队由赵大姐亲自带队，挑了厂里出了名不好惹的几个妇女，又配了几个能说会道的老供销。
出发前，马冬梅把一摞欠条复印件和催款函交到赵大姐手里：“大姐，李书记说了，别动手，别骂人，就静坐。喝他的水，吃他的饭，把欠条亮给他看。”
赵大姐接过东西，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搓了搓：“你放心。老娘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泼皮无赖没见过？他不给钱，我就坐他办公室门口织毛衣。我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
三天后，第一批讨债队回来了。
四十多万的欠款，要回来四万二。差旅费花了三千多。赵大姐气得坐在厂门口的石墩上骂了半小时的娘。对方单位一会儿说领导出差，一会儿说账上没钱，一会儿又说欠款有争议。她们在人家传达室门口坐了整整两天，最后那单位的财务科长从后门溜了，只扔下一句话：“先把你们的账目明细拿来，我们再核实。”
“核实个屁！”赵大姐拍着大腿，“白纸黑字红章，还核实什么？就是想赖！”
马冬梅把要回来的四万多块钱发了一部分工资。每个人拿到手的不过几十块钱，但至少让工人们知道，厂子还没死透，厂长还在想办法。
她把每一笔讨债的情况都记了下来——哪家单位欠多少、去了几次、对方怎么推诿、实际要回来多少。账目明细、来回车票、住宿发票，全部归档，一式两份。一份留厂里，一份她亲自送到县委。
李承霄翻着她送来的材料，从头看到尾，一句话没说。
马冬梅站在办公桌前，神色疲惫但腰杆挺直：“李书记，我们还会继续要。省内欠款的单位还有好几家，我们一家一家去。”
李承霄合上材料，语气里多了一丝不容置疑：“不管要回来多少钱，先把工人过年的钱发下去。这事你必须亲自盯着，一分不许挪用，也不许拖到年后，按人头均分，哪怕一个人只发一百块，也让工人们把年先过了再说。”
马冬梅张了张嘴，想说这点钱根本不够，但看着李承霄的目光，她把话咽了回去。
“好。”她用力点了点头，“我这就去办。”
走到门口，李承霄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
“马冬梅，这钱你要是敢挪用一分，或者拖到年后，我就把你和红光厂，一起钉在清阳县的耻辱柱上。”
马冬梅身子一震，没敢回头，只重重地“嗯”了一声，推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