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克·保尔森在华盛顿放下电话、美国那条线尘埃落定的时候，欧洲大陆是凌晨。而在此之前的六个小时里，这片大陆一直在做一件事——把一个坏消息，从下往上，一层一层地传递。
传递得很慢。
约瑟夫·阿克曼是在老歌剧院对面的餐厅里，隔着一场关于明年工业授信的晚宴，用膝盖上那部黑莓，断断续续地接收着这个坏消息的。晚上八点，德意志银行伦敦交易台报上来的数字是十亿欧元。这个数字只是让他放下那杯雷司令并且皱了皱眉头。
他让风控部"重新跑一遍，明早九点给我报告"，然后回到包间，继续听一位斯图加特的老先生第四次重复那个比分：一百九十票，对二百四十三票。
风控部没等到早上九点。
凌晨两点三十七分，家里那部独立线路的座机把阿克曼吵醒。新的数字是四十七亿到六十二亿。中间隔着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懂、而德意志银行的系统直到深夜才想起来去算的希腊字母。
阿克曼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没有叫醒妻子，然后给自己叫了车。
到凌晨三点，阿克曼站在塔恩努斯大街那两座亮着灯的塔楼里，听交易台的英国人把那套"停不下来的循环"讲了一遍，阿克曼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交易问题了，这是政治问题。"
然后他上了车，往柏林打电话。
同样的场景，在这一夜的欧洲，以不同的口音，重复了五遍。
在伦敦，弗雷德·古德温给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打了三次电话，前两次都被值班秘书按住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CEO在过去两周里打这个电话打得太勤，秘书已经学会了分辨哪些是真的火烧眉毛，哪些是古德温自己的火烧眉毛。真正叫醒达林的是金融服务局的赫克托·桑茨，他在电话里报完那个数字，加了一句："大臣，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不在伦敦。"
在巴黎，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根本没睡。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改到第三版送到她手上时是凌晨四点半，她已经喝掉了半壶咖啡，并且比这条大陆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想清楚了一件事：单独一家银行去跟那个美国人谈，是没有用的。谈判需要分量。分量来自数量。
于是到了凌晨，当这五个坏消息终于全部搬到了各自国家的最高层，一个共识几乎是自动地形成了：他们需要坐到一起。
而且必须在天亮之前——因为交易所不能无限期的停下去，而只要交易所一开门，那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就会重新启动，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碾过去。
没有人有时间飞到一个城市里去。所以他们决定开一个视频会议。
安排这个会议本身又花掉了四十分钟。财政部的通讯官们在几条加密线路之间来回切换，因为德国人坚持用他们自己的系统，而英国人的系统跟法国人的不兼容。
有那么一段时间，屏幕上只有拉加德一个人的画面清清楚楚，其余几格全是雪花和回声，像一场失败的降神会。
法兰克福时间凌晨五点二十分，所有的画面终于稳定下来。
六个格子。
左上是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德国财政部长在睡衣外面套了件深色毛衣，背景是他自家的书房，身后书架上摆着几排看不清书名的精装书。
他没有开顶灯，只有台灯从侧面打过来，把他半张脸留在阴影里。这个以强硬和大嘴著称的男人，此刻的表情是这场会议里最难看的一个。
他旁边一格是阿克曼。德意志银行的CEO已经在总部待了两个小时，是六个人里唯一系着领带、刮过脸、看起来像是在正常工作时间的人。
这也是六个人里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府的人——严格来说他不该出现在一个由各国财政部召集的会议上，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在座的财长们里，没有一个真正搞得懂那些期权是怎么运作的，而阿克曼懂。
右边两格是英国人。阿利斯泰尔·达林的画面偏暗，他显然是在唐宁街11号临时找的一间屋子，背景是一面空白的墙。他的眼睛下面是这场会议里最深的两团青色。
他旁边是赫克托·桑茨，金融服务局的首席执行官，两周前那道让全世界空头哀嚎的禁空令，就是从这个人手里签发出去的。
下排左边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她是唯一化了妆、换了正装的人——法国经济财政部长看起来精神奕奕，仿佛现在是下午三点而不是凌晨五点。
她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做了标注的文件。在这场所有人都被从床上拽起来的会议里，只有她一个人显得是有备而来的。
下排右边那一格，是这场会议里最安静的一格。让-皮埃尔·罗斯，瑞士国家银行行长。
他的背景是一间看不出地点的、光线柔和的房间，他面前没有文件，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从会议接通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开过口。
施泰因布吕克清了清嗓子。作为召集人，也作为这条大陆上敞口最大的国家的代表，他先开口。
"先生们，女士。"
他说，"我不为这个时间道歉，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时间。"
"我想我们可以跳过那些数字。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自己的那一份，加起来是多少，也不难算。"
他停顿了一下，"我想先确认一件我以为不需要确认、但今晚必须确认的事——我们坐在这里，是不是都同意，今天下午发生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里的那个价格，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