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街口讲故事的人
——写在《血色七杀碑》第一部《重阳碑》完本之际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
我是《血色七杀碑》之《重阳碑》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一玄。
这个故事动笔于1997年。那年我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教书生涯，开启了乡镇机关工作的新生活。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我用钢笔在孩子的作业本背面，一字一句地写。不少内容，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过的——农忙时的腰酸背痛、情窦初开的甜蜜与苦涩、评职称时的心有不甘、为了征服学生偷偷在黑板上练画圆的那些深夜……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记录下来。小说情节是虚构的，重阳镇也是虚构的，但那些情绪是真的。那些文字一放，就是三十年。
弹指之间，三十年过去了。此刻坐在电脑前敲下这些字，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不是书房，不是键盘，而是重阳镇街口那棵大榕树。树下有一张竹椅，竹椅旁边搁着一壶八宝琉璃井水泡的老荫茶。我就坐在那儿，面前坐着一群听故事的人。有人端着搪瓷缸子，有人嗑着瓜子，有人眯着眼睛打盹，有人听到动情处悄悄抹一把眼角。
这就是我想象中这本书该有的样子。这个故事该有的样子。
它从哪里来？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这颗种子，是在小时候的夏夜埋下的。
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视。夏天的傍晚，全村人都在晒坝上铺开凉席纳凉。大人们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讲张献忠“竹篮打水”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史家街受辱，又如何带着大军回来立了一块“七杀碑”。那些故事在月光下被翻来覆去地讲，每一个细节都被磨得发亮。
很多年后，我路过一座川南小镇，街口立着一块碑，碑旁边有一条青石板路。路的那边有个茶馆，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望着驿道出神。茶馆里飘出老荫茶的香味，几个老头正争论什么，嗓门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那天我没有打听那块碑的来历，也没有去问老太太在等谁。但我心里头长出了一个故事。故事里有碑，有茶，有一条走不完的路，有一个等不到的人。回到家，我把那个瞬间记了下来——就几行字：在一块碑和一条路之间，有一个女人站了很久。
后来这个故事慢慢长大了。像一棵树从种子里拱出来，枝枝蔓蔓地往上长。它长出了甄贤婆婆，长出了东西哥，长出了七杀碑和无字碑，长出了一座叫重阳镇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但我闭着眼睛能走完每条街巷的地方。
为什么写这座小镇？
有人说，你写的是八十年代。有人说，你写的是乡土。还有人说，你写的是中国式人情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够准确。如果非要让我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我会说——它写的是“根”。是我们这代人埋藏在潜意识里的、对农耕文明最后的记忆与乡愁。
《重阳碑》这三个字，最初的念头或许不是为了写一个镇。它更像是源于一种对现实的困惑——九十年代以来，某些“崇洋媚外”的风气越来越盛，传统的东西被轻易抛弃，好像旧的就是落后的，土的就是丢人的。我不理解。我觉得那些“旧的”“土的”东西里，藏着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秘密。
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最后一波还能看见“根”的人。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跟土地之间有一种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的联结——那不是财产关系，是身体关系。他们的汗水滴进土里，脚印嵌在田埂上，祖先埋在坡地下。他们离开那片土地的时候，不是换一个住处，是连根拔起。
东西哥从大学回到重阳镇教几何，他以为自己是“屈才”。后来他才明白，他不是“被分配”回来的，他是“被召回”的。他被召回的不是一个岗位，是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需要有人站在讲台上画圆，需要有人坐在茶馆里泡茶，需要有人守在无字碑前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他的几何画在黑板上，也画在这块土地的命运里。
三表哥茹雪选择了留下来种地。他留下不是因为没本事走出去，而是因为他看见了另一种“走出去”的方式——不是身体离开，而是让外面的知识进来，在这片坡地上长出新东西。他的笔记本左边写“阿爷的经验”，右边写“书上的理论”，那两栏之间的空白，就是他的路。